田国强

　　从教50多年来，林老师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真正是桃李遍天下。其中，仅出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就有数十名之多，造成了被经济学界称之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家群现象”

　　1977年5月，我进入华中工学院(现名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师资班学习，随后又转到数学师资班，并在1980年9月有幸成为林少宫教授的首届经济数学研究生。从此，我便与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我们至今都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从未间断。这么多年来，老师的为人为学一直是我做人、做事的楷模，老师的谆谆教诲也一直激励着我在求学和工作生涯中前行。

　　林少宫老师今年85岁高龄，194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1947年赴美留学，先就读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后又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到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讲授统计学、经济学原理和美国经济史。1954年，他谢绝了当时统计学界、经济学界、数学界公认的大师霍特林教授的工作邀请，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返回祖国，向教育部报到。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时代原因，在建国后的28年中，现代经济学一直被视为是“庸俗”的、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诡辩的资产阶级学科，经济学出身的林老师回国后不能教现代经济学，也就只好被分配到华中工学院数学教研室从事数理统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其间钱学森教授曾力邀林老师去北京工作，被爱才如命的教育家朱九思老校长强留下来)。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师依然兢兢业业，为数理统计在我国的启蒙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理论研究方面，他1963年出版的《基础概率与数理统计》填补了当时国内的空白；在统计理论的实际应用方面，他推广了正交试验设计，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将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现代经济学开始在国内逐步得到重视和推广。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率领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在北京颐和园举办了为期7周的“经济计量学讲习班”，这成为中国数量经济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顶尖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教授、刘遵义教授及肖政教授就是当时讲习班教授团的成员，国内总计有100名左右的经济学者得到了计量经济学理论和应用方面的培训。林老师和李楚霖老师参加了此次培训班，并担任翻译工作。华中工学院从而成为国内最早开始现代经济学，特别是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教学与科研的高等院校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成为华中工学院首届经济数学研究生，林老师讲授计量经济学。

　　林老师具有前瞻性的教导，为我后期在学业上的进一步深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由于当时的学习条件很差，几乎没有什么教材，所用的几本关于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的教材都是林老师从国外访问后，带回来的影印本。通过对这些原版教材和专著的学习和钻研，我很快了解到了学科的一些前沿知识，并且由于在国内较早地使用外文教材作为铺垫，为我出国后高效率的学习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在林老师的悉心指引和传授下，我成为恩师第一个毕业的研究生，并由此开始踏上了研究现代经济学的不归路。我的硕士论文是计量经济学方面的，内容是经济计量模型的识别问题，就是在读了老师从国外带回来的，由国际顶尖杂志计量经济学杂志(Econometrica)主编、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费雪(Franklin Fisher) 教授写的专著“Identification Problem in Econometrics”之后所写的。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的硕士论文写作及日后做研究都具有很大影响，老师对我的硕士论文无论是从开题、内容、文字都给予了非常详细的指导。在他的指导下，我的硕士论文发展和推广了计量经济学文献中关于联立方程组识别问题的已有结果，我至今还保留着老师为我写得满满一大页的评语，不能忘怀，一直都给予我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这篇论文当时曾寄给费雪教授，获得了他的好评，并给予了长达三页的评论，这使我对做研究的信心大增。此外，我还利用硕士论文的基本内容发表了三篇英文和一篇中文论文。我能在硕士毕业后成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来自中国内地的博士生，与这篇硕士论文有关，与林老师及张培刚教授和李楚霖教授的联合推荐也是分不开的。

　　在求学美国期间的一个小插曲也使我十分难忘。当时我们四个中国留学生合租了一间两居室的公寓，床垫、家具都是用别人搬走而扔掉的。其实在美国捡家具是一件正常的事。结果消息传到了华工的数学系，有的老师就说，田国强很潦倒，捡了一个床垫睡觉。老师听到以后很生气，他说:田国强有困难也是暂时的，我相信他一定能克服。我听说了以后很感动，非常感激老师对我的充分信任。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学得最好，不让老师失望。

　　林老师对于学生的悉心培养和关爱之情不光于我如此，对他所有的学生都是这样。从教50多年来，林老师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真正是桃李遍天下。其中，仅出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就有数十名之多，造成了被经济学界称之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家群现象”。

　　如今，步入耄耋之年的老师，对于数量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依然十分关心。他不仅长期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一职，而且对于年轻学子的经济学教育也比较关注。在近年的一次访谈中，他曾提到：要解决数量经济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根本办法还在于教育。我是寄希望于年轻一代的。我们要教会年轻一代切勿脱离中国经济的实际，用你在微、宏观经济学中学到的理论分析框架，建立你所研究问题的模型，然后寻找最先进的计量方法去计算。老师的建议真可谓一语中的。

　　虽然老师出身名门望族，师母也是(其父亲担任过国民党政府时期的省主席)，但老师和师母的个人生活却极为节俭，家里至今还是50多年前的家具，但在助学上却极为慷慨。2002年，老师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L.·麦克法登共同发起设立了麦克法登——林少宫经济学奖学金，用以奖励品德优良、学习刻苦、成绩优秀的学生。老师不仅将他的著作稿酬等32000元捐赠为奖学金，还动员他的三个儿子和学生为此捐赠。

　　追随先生的脚步，我也于2004年加盟上海财经大学，开始了在上海财大筚路蓝缕的现代经济学教育科研改革。这与多年前老师在华中工学院进行的经济学教育科研建设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老师对我在上海财大的改革事业也非常关心。我将以老师为终身学习的榜样，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作出一份贡献，这应是我对老师最好的报答。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