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思：如笔人生 法鼎成思

　　追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所郑成思研究员

　　不管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历史会怎么书写，有一个人的努力与成就肯定是其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不管中国知识产权学科的学术积累有多么厚重，有一个人的学识与影响肯定是其中最为卓然久远的一份。这个人就是郑成思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会长、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一个为中国知识产权法制建设、为中国知识产权学科发展呕心沥血直至生命最后一刻的著名法学家。

　　钟吕已逝，余响不绝；哲人远去，薪传绵长。郑成思先生给我们留下的，不只是等身著述以及蕴含其中的真知灼见，还有求真究理的科研精神、勇于创新的学术态度、为国尽力的责任意识、勤奋不已的工作作风、温文谦和的做人表率、关爱后辈的长者风范。

　　他的《知识产权的若干问题》是国内最早的知识产权专著

　　也就是20多年的时间，“知识产权”由一个绝大多数国人感到陌生的词汇，变成我国政治经济法律领域中的重要用语，这反映了在我国知识产权的制度地位迅速提升。在知识产权由学术概念向制度内容的演化过程中，郑成思起到了开拓引导的作用。早在1979年，他通过翻译《各国商标法概要》，把国际上最新知识产权制度首次引入中国，此书成为1982年制定我国最早的商标法的理论基石；他于1984年出版的《知识产权的若干问题》是国内第一部知识产权专著，成为我国知识产权学科领域的奠基之作；他翻译出版的《专利法基础》和在国内最先发表的关于专利制度和商业秘密保护的论文，对1985年我国第一部专利法及其他相关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1985年，他出版《工业产权国际公约概论》，这是国内最早论述工业产权世界性与地区性公约的专著，被《中国国际法年刊》评价为“填补了我国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研究领域的空白”；他撰写并多次再版的《版权法》、《知识产权论》等著作，堪称我国知识产权研究史上的经典之作，深刻影响着中国知识产权学科的研究与教学，成为知识产权研习者的案头必备书。20余年里，郑成思在国内外出版了30余部中英文专著，发表了数百篇中外文学术论文，被誉为“中国知识产权研究第一人”。可以说，在中国凡是从事知识产权研究与教学的人、凡是从事知识产权立法工作与审判实务的人、凡是从事有关知识产权的经营业务的人，其手上若没有一两本郑成思的著作，那是难以置信的。

　　他连续3年被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50位知识产权界人物”

　　郑成思的研究工作，对我国知识产权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倡导知识产权应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和学科体系，并引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学科体系的建构理念与内容生成。对于知识产权制度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知识产权制度与民商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内容与规范结构、知识产权学科的知识体系与研究方法等等，都做出了独到而丰富的理论贡献。郑成思的研究工作并不限于书斋里的理论探讨与制度推演，而是时时与我国知识产权的制度实践和经贸政策相联系。他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与政策取向，并追踪国际上最新研究成果和制度实践，适时妥当地提出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议，其中重要的诸如，实行临时禁令制度、法定赔偿制度、制止反向假冒、保护传统知识等。这些建议不仅丰富了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内容构成，也充实了我国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郑成思的学术研究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影响，成为我国法学领域为数不多的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学者之一。1985年，他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信息产权”理论，并出版了《信息、新技术与知识产权》一书，系统阐述了知识产权客体的信息本质。这一“信息产权”理论得到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知识产权界的高度重视，《欧洲知识产权评论》等国际学术刊物纷纷专文推介这一理论创新成果。他是国际版权学会顾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中心仲裁员、国际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促进协会执行委员，在2004年~2006年连续3年被权威的英国《知识产权》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50位知识产权界人物”。

　　他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事业鞠躬尽瘁

　　在郑成思的学术生涯里，时刻体现出对国家对社会对民族的学术关爱，体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学者应有的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他认为，“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很难再有四大发明，”因此他一直以身体力行、鞠躬尽瘁的方式，投入到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事业中。他亲自参与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商标法等主要知识产权法律的起草，担任民法典知识产权编(专家建议稿)的起草主持人，担任商业秘密法等法律的起草小组顾问。他在数轮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入世”谈判中，担任政府顾问。他还通过有关渠道提出许多重要的政策建议，例如，我国“入世”前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要严防国有资产流失；要保护我国的名牌、保护自主知识产权；应当建立中国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应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的知识产权部分写入“增强全民的知识产权意识”的内容，等等。

　　他还被选举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法律委员会委员，以自己丰厚的学识为国家的立法工作尽心尽力。在2001年7月和2006年5月，郑成思两次被邀请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做讲解。在第一次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进行讲解时，他提出，为应对信息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必须加强相关领域的法律规范。他介绍了国外的相关做法及立法现状，分析了我国在信息网络法制建设方面的基本情况。他还就信息网络立法、鼓励通过网络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参与保障网络安全的国际合作、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网络知识的培训等问题，提出了多项具体的政策建议。在第二次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进行讲解时，已经是2006年5月。此时的郑成思正在和病魔做斗争，癌痛已经遍及全身，搅得他彻夜难眠，枯槁憔悴。郑成思说话的力气已然不多，电话都由家人先接，只有本人非接不可的电话，才由其亲自接听。尽管如此，郑成思毅然接下了这个艰巨的政治任务，并为之做了充分的学术准备和体力准备。在讲解中，他分析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阐释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念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提出要高度重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和制度建设。2005年底，“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项目”的子课题“改善国家知识产权执法体制问题研究”，由我院作为该项目的牵头单位，郑成思作为首席专家担纲领衔。郑成思十分重视这个项目，为项目的内容结构、研究重点、调研方法和进展步骤，都做了具体的指导安排。即使在病重治疗期间，他也一直关注项目的进展，多次与课题执行人进行电话联系，分析思路、解答问题、推敲建议。郑成思曾在不同场合一再强调：“牵动知识产权这个牛鼻子，使中国经济这头牛跑起来，才能实现民族复兴。”他认为，制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就是牵这个牛鼻子的战略之举，而完善国家知识产权执法体制，就是知识产权战略中最重要的举措。不想在该项目接近尾声之时的2006年9月10日，郑成思就溘然长逝，不能不说郑成思是在用全身的心血与气力，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事业在做最后一搏。

　　他专致学问，心无旁骛，将物质享受降到最低程度

　　对于自己在知识产权界的地位与影响，郑成思十分淡然。这位曾在黑龙江的农场、煤矿工作过的学者，自1979年5月调入我院法学所之后，一直从事知识产权研究工作。20多年来，郑成思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并因其学术成就获得了许多社会荣誉，例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会长、我院首批学部委员、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等等。但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自己不是天才，成绩完全来源于“勤勉加机会”。郑成思专致学问，心无旁骛，其刻苦勤奋非寻常学人可比。他能够在“文革”的严苛环境中专心致志地学外语，能够毫不计较地接下没人愿花力气翻译的近百万字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出版物，能够在重病中主持编写《知识产权———应用法学与基本理论》一书。作为一个著名学者，学者们在其学术生涯中所能达到的卓越成就，郑成思已经达到了；在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中，学者们所能得到的许多荣誉，郑成思也已经得到了。但是，到过郑成思家里的人都会发现，其居所之局促，其

装修之简单，其家具之老旧，其布置之随便，一如20年前的普通城市家庭，实在出人意料。郑成思不是没有经济条件改善他的居住条件，只是他心思不在物质享受，而只在知识产权事业。然而，也就是这种一心只做学问而将物质享受降到最低的做法，使得他唯独缺少学者应有的健康，以致在其最有学术创造力的时候离开了他所钟爱的知识产权事业；唯独缺少事业有成者应有的轻松闲暇，以致在社会物质丰富的时代也未能享受到即使是清廉人家也应有的物质享受。

　　他十分关心知识产权研究工作和知识产权队伍建设

　　郑成思十分关心知识产权队伍的成长壮大，传道解惑，教书育人，甘为人梯，奖掖后学。在教学中，他将其丰厚的学识、丰富的知识、严谨的学风和科学的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发现知识产权研究方面的好苗子，他总是欣喜不已；对于面临学业、疾病或就业等方面困难的后生晚辈，他总是倾力相助。许多向郑成思登门求教的学者，在深情回忆郑老师时，总是能浮现出一位面容清癯、身形瘦削、耿直纯真、平易谦和、并且永远微笑着送客到电梯口的长者形象。郑成思在演说方面颇具天赋，长期不断充实的学术积淀，自幼积累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永不放松的外文学习与运用能力，以及善于融会贯通、触类旁通、把握大局的演说技巧，使他的学术讲座很有感召力。许多人都能清晰地回忆起聆听郑成思讲座时的感受，认为他运用“博大精深的知识、

幽默机智的谈吐、无懈可击的逻辑思维”，将他所热爱的知识产权事业的种子转播给听众，并通过听众散播到全国各地。许多青年学子正是在这种大师魅力的感召下，投身于知识产权学习与运用的事业当中。郑成思十分关心法学所的知识产权研究工作和队伍建设，法学所的知识产权研究室和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已经建设成为国内知识产权界的科研重镇。就在病重期间，郑成思仍然向所领导谈及知识产权研究室人才建设问题，他认为知识产权室科研人员年龄结构有欠缺，普遍年龄偏大，建议所里要进一些30岁左右的年轻人进行培养，并推荐了具体人选。可以说，法学所在知识产权法领域能有今天的地位，法学所的知识产权科研队伍能够保持与发展壮大，与郑成思的努力与贡献是分不开的。

　　在一次法学研究所博士新生的开学典礼上，郑成思代表导师发言。他语重心长之间，谈及学习要刻苦亦要使巧劲，并以巧记英语单词为例证。他以少有的轻松语气说，英语中也有像汉语会意构字法等一样的构词法，白杨aspen就是as加pen，像笔一样的树。郑成思先生自己就太像一支笔了，一生与学术结缘，只行学者本份，学思不停，笔耕不辍，直至墨尽毫枯。郑成思先生，不愧是学者的典范。(管育鹰、蒋熙辉整理资料，陈甦执笔)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