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敏14年的坚持 可能改变中国的试验

　　文·本刊记者 戴璐

　　经济学家汤敏在经历了海内外多番辗转之后选择了亚洲开发银行，在孟加拉、菲律宾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工作经历，让他看到了一条改善贫困地区经济状况的路。

　　小额贷款试验

　　2007年1月里一个寒冷的冬日，汤敏对他和茅于轼一起坚持至今的贫困地区小额贷款项目娓娓道来。

　　1993年，山西临县，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甚至饮水都不足的地区迎来了两位经济学家，当地的农民或许不知道这两位在经济学界的名望，但是他们很快在两位经济学家的引导下获得了改变生活的一条出路。

　　从这一年起，茅于轼与汤敏在山西开始小额贷款的试点实验。汤敏说，他们希望用小额贷款的方式，帮助农民达到启动资金去尝试新作物种植，抓住脱贫致富的机会。

　　这个项目逐渐发展起来，还吸收了部分企业的资金。在当地经济欠发达的状态下，在担着非法集资的风险之下，两个发起人坚持到了今天。

　　“都是茅于轼老师的功劳，我只是做个助手。”汤敏说。

　　推动这次实验的一个契机是汤敏在亚洲

　　“我们把扶贫款直接救济农民，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则是贷款给农民去投资农业生产，后者对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以及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更大的连带效应。”汤敏说。

　　据他介绍，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缔造者尤里斯教授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原因就是尤里斯用市场化的方式，为改变贫困地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作出了贡献。而尤里斯在孟加拉国的实验被汤敏介绍给他的老师茅于轼，并激发了二人在

　　14年过去了，这项目在长大，但是在汤敏看来，更大的发展前途应该是加大企业界的社会投资，发展中国的乡村银行。而农村小额贷款这个模式在中国的实验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发展已经证实了它的可行性。

　　2006年底汤敏撰文写道，“世界上投资回报最高的10个小额贷款、微型金融银行的回报率远高于全球最好的大型商业银行。印尼人民银行(从事小额贷款业务)2003年到美国主板市场上市，一年后

　　不过，在中国小额贷款从实验到商业化并获得政府部门的准许，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如何改变企业家关注慈善而忽略社会投资是其中一个难题，而说服金融监管部门允许兴办民间银行、放开农村金融市场，则是一个更大的难题。

　　据了解，就是这个小型实验也曾遭遇过禁令，不能不说经济学家的社会实验有时也是一次“风险投资”。

　　农民工教育培训实验

　　在山西发展小额贷款的经历，让茅于轼与汤敏发现改善贫困地区的人民生活，不是只有这一条路。当地自然条件的恶劣意味着更多的人会转移到适合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地区去，随着越来越多欠发达地区农民进城务工，新的问题随之而来。

　　怎样让原本缺乏知识的农民获得更好的就业环境？进行职业培训是一个出路。

　　2003年汤敏又一次在茅于轼的发起下开始了实验。在这一年，由茅于轼作为最大出资方的富平职业学校成立，专门为贫困地区的农民提供进城后的家政服务培训。

　　作为创办者，他们规定，学费对贫困的学生可以暂时免收，“等将来就业后再用工资分期偿还”，而“股东投资不分红，办学收入用于学校发展”。

　　在这个职业学校的实验，凝聚了茅于轼和汤敏很多期望，他们开拓了一种新的方式实现扶贫，改善农民工的职业机会和个人素质，也创造性地将小额贷款和职业教育结合起来。

　　可以说，一个规模不大的职业培训所蕴含的制度创新非常丰富。

　　据汤敏介绍，学员的就业很好，特别是中级班的学员十分抢手。而富平自己也不再依靠股东来养活，开始逐步盈利。

　　“我们用自己的行动表明社会投资也会盈利”，汤敏说，富平学校的发展虽然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但是给了他们更大的信心，可以扩大这个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