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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世界的幸运者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22日 17:22 新民周刊

  只是个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就不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F.A.哈耶克

  撰稿/李华芳

  一早就收到胡佛研究所的消息,晨光打在玻璃窗上,全是冬日的清冷,没有一丝暖意。想起前几日还在读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的祸害》,写了一个书评,向这位伟大的“反凯恩斯主义者”致敬。仿佛一眨眼的工夫,就听到了他离去的消息。

  他已经94岁了,再一次印证了经济学家较为长寿的“传言”。屈指算来,离他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已经有30年了。1985年,他曾经在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的三一大学(Trinity University)的“诺贝尔之路”的演讲中,幽了诺贝尔奖一默。他统计说从1968年到1985年,一共有22人获奖,其中并无女性。所以从以往的例子看来,如果你想成为诺贝尔奖的桂冠得主,最重要的一点是身为男性。但是他却为罗宾逊夫人遭受偏见抱不平。而另外一项统计说在12位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中,有9位跟芝加哥大学不无关联,不是在芝加哥大学受过教育,就是在此教过书。所以,他建议大家“赶快到芝加哥大学去”。

  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进入胡佛研究所直至今日。人们常说,诺奖总是迟到的,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菲尔普斯的工作,让人重新回想起那段过往的历史。菲尔普斯与他一道重新解释了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关系,无非是在解释通货膨胀的成因上,略有不同。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出于对大萧条的恐惧,凯恩斯主义被广为接受。在凯恩斯如日中天的时候,提出异见的结果可想而知。他也曾遭受排挤,曾经一度苦闷。

  不过他还是秉承自己高中时的几何老师的教诲:“美即真理,真理即美——一切尽在此,这世上你们每人都知道,你们每人所必须知道的也尽在此。”那位老师总是在证明定理之后,总是引用这几句济慈在《希腊古瓮咏》(Ode on a Grecian Urn)中的诗句。所以他坚持认为虽然凯恩斯看到的通胀问题是存在的,但是其解释以及政策结论却是错误的。他认为通货膨胀起源于“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因此政府唯一要做的就是调节货币数量而不是动用其他的手段。这就是他著名的货币数量论。大部分人知道他的大名,恐怕是他的《自由选择》一书或者是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也许还有他与夫人罗斯的那本厚厚的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一般而言,不容易想到他的货币数量论。所以对他从费雪的理论中汲取的思想不甚了解。

  中国的商务印书馆今年出了《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的中译本,这是他的货币数量论的一个简本,成书于1994年,是他对以往工作的一个简明总结。他从研究货币开始,到老年以研究货币终结,货币问题不仅是他获得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理由,也是他一辈子关心的重要话题。1963年,他与施瓦兹合作完成了《美国货币史,1867-1960》,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奠定了他在货币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11年后,再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货币”条目,是对他的权威研究的进一步认可。但在当时,他几乎是赤手空拳出来应战凯恩斯及其众多的追随者。好在那个不幸年代里他最终赢得了幸运,罗纳德·里根与玛格丽塔·撒切尔在上世纪80年代接受他的思想,开始大规模放松管制,迎来了一波新增长。

  他甚至想把这种思想推销给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在1980年和1988年两度访华,为中国改革出谋划策。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答案只有一个:他对中国有一点真诚的关心。

  10年后,在150名经济学家投票中,尽管凯恩斯被评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而他排名第二。不过历史最终倒向了他,上世纪90年代中国所走的道路,包括解除价格管制、国有企业改革等,正是他1988年给中共中央的备忘录中的建议。只是在他最关心的货币问题上,例如放开人民币汇率的管制,一直没有得到回应。而2006年11月,中国全面放开人民币业务,算是汇率机制改革迈进了一步,只是他无法看到最后的结果了。他对中国的感情完全不同于布坎南,尽管两人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立场上相当一致。他对中国抱有复杂的情感,而布坎南则声明他的理论完全不适用中国,所以布坎南拒绝访问中国。而他则在1993年再次来到中国。

  这次访问影响了他的思想,因此在他的《货币的危害》一书中,他着力探讨了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在战时,中国的货币与通货膨胀问题。他敏锐地指出国民党的溃败是因为在货币问题上处理不当,导致高度的通货膨胀,从对货币的不信任,引发了全面的对政府以及四大家族的不满,最终导致了国民党的垮台。

  在处理对中国的看法上,他的笔下出现了张嘉璈和汤良礼。这两位是从现实中获得一手经验的。前者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在中国银行任职23年,反对袁世凯的“禁兑令”,平息挤兑风潮,后投身学术,根据多年实际经验写出了《通货膨胀的曲线》。这也是研究当时的中国问题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文献。后者曾任国民党的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并于1935年出版《中国新货币系统》,创新之见迭出。而在理论上,他主要援引的是杨联陞和叶孔嘉,作为史学大家陈寅恪的学生,杨从历史角度切入中国货币与信用问题;而叶的博士论文则是从长期统计分析中来考察中国金融的波折。作为一个老人,如此关心中国问题,对中国如此熟稔,其建议自然值得倾听。

  由于凯恩斯主义背后蕴含的政府干预思想可能“通向奴役之路”,因此他和哈耶克一道成为了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坚强同盟。他与夫人的“自由选择”系列演讲,甚至深深打动了最为古板的英国人。他在《商业周刊》的文章,也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了“资本主义与自由”的关系。自由主义的理念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有他的功劳。他与哈耶克对自由的坚持在上世纪90年代末获得了世人的尊敬。而朝圣山学社的成立,也使两人的友谊更为深厚。他们与斯蒂格勒、迪雷科特、科斯等人一起,为芝加哥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使之发扬光大。

  他与朋友们总是倾心相交。他经常与斯蒂格勒散步,并不忌讳走在身材高大的斯蒂格勒身边。他与迪雷科特的妹妹相识相爱,迪雷科特曾经开玩笑地回忆自己想找一个妹夫,觉得这个小伙子还不错就有意撮合。而对于科斯而言,最难忘的莫过于那场去芝加哥惊心动魄的辩论。科斯去阐述自己的社会成本与交易费用理论,所有的芝加哥人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是他在人群中高喊“我们都错了,科斯是对的”。

  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他,与他的挚爱罗斯一起,在20世纪末推出了他们的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他们这样命名自己的书,平淡从容,气定神闲。那些岁月并不算是特别好的年代,对生为犹太裔移民的他们而言,尤其如此。不过这似乎也意味着另外一种更大的幸运,在困难时候得来的幸福更让鼓舞和温暖人心。罗斯回忆第一次约会,他想吻她,她拒绝了。幸运的是他没有放弃。看两个老人走过的半个多世纪的路程,尽管那属于他们自己的路,自己的诉说,仍旧不可避免地因为其中的神奇和温婉给人以感人至深的力量。

  4年前,他90岁生日,世界上各个角落的自由主义者都向这位伟大旗手致敬。当然他的个性鲜明,树敌在所难免。但最终赢得了凯恩斯传人的尊敬。哈佛一直是凯恩斯主义的大本营,但劳伦斯·萨默斯在90年代回忆说:“在我年轻时他是魔鬼般的人物。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开始勉强地对他产生尊敬。而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流逝,我对他的尊敬越来越发自内心。”

  他在“诺贝尔之路”的演讲中说:“身为一位经济学者,成为我生命中喜悦与满足的源泉。经济学是一门迷人的学问。而最令人着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简单,只要一张纸就可以写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对他个人的思想而言,恐怕也是如此。不过时间已经在历史中铭刻了这个伟大的名字:米尔顿·弗里德曼。(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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