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世界的幸运者

　　只是个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就不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F.A.哈耶克

　　撰稿／李华芳

　　一早就收到胡佛研究所的消息，晨光打在玻璃窗上，全是冬日的清冷，没有一丝暖意。想起前几日还在读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的祸害》，写了一个书评，向这位伟大的“反凯恩斯主义者”致敬。仿佛一眨眼的工夫，就听到了他离去的消息。

　　他已经94岁了，再一次印证了经济学家较为长寿的“传言”。屈指算来，离他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已经有30年了。1985年，他曾经在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的三一大学(Trinity University)的“诺贝尔之路”的演讲中，幽了诺贝尔奖一默。他统计说从1968年到1985年，一共有22人获奖，其中并无女性。所以从以往的例子看来，如果你想成为诺贝尔奖的桂冠得主，最重要的一点是身为男性。但是他却为罗宾逊夫人遭受偏见抱不平。而另外一项统计说在12位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中，有9位跟芝加哥大学不无关联，不是在芝加哥大学受过教育，就是在此教过书。所以，他建议大家“赶快到芝加哥大学去”。

　　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进入胡佛研究所直至今日。人们常说，诺奖总是迟到的，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菲尔普斯的工作，让人重新回想起那段过往的历史。菲尔普斯与他一道重新解释了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关系，无非是在解释通货膨胀的成因上，略有不同。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出于对大萧条的恐惧，凯恩斯主义被广为接受。在凯恩斯如日中天的时候，提出异见的结果可想而知。他也曾遭受排挤，曾经一度苦闷。

　　不过他还是秉承自己高中时的几何老师的教诲：“美即真理，真理即美——一切尽在此，这世上你们每人都知道，你们每人所必须知道的也尽在此。”那位老师总是在证明定理之后，总是引用这几句济慈在《希腊古瓮咏》(Ode on a Grecian Urn)中的诗句。所以他坚持认为虽然凯恩斯看到的通胀问题是存在的，但是其解释以及政策结论却是错误的。他认为通货膨胀起源于“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因此政府唯一要做的就是调节货币数量而不是动用其他的手段。这就是他著名的货币数量论。大部分人知道他的大名，恐怕是他的《自由选择》一书或者是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也许还有他与夫人罗斯的那本厚厚的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一般而言，不容易想到他的货币数量论。所以对他从费雪的理论中汲取的思想不甚了解。

　　中国的商务印书馆今年出了《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的中译本，这是他的货币数量论的一个简本，成书于1994年，是他对以往工作的一个简明总结。他从研究货币开始，到老年以研究货币终结，货币问题不仅是他获得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理由，也是他一辈子关心的重要话题。1963年，他与施瓦兹合作完成了《美国货币史，1867-1960》，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奠定了他在货币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11年后，再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货币”条目，是对他的权威研究的进一步认可。但在当时，他几乎是赤手空拳出来应战凯恩斯及其众多的追随者。好在那个不幸年代里他最终赢得了幸运，罗纳德·里根与玛格丽塔·撒切尔在上世纪80年代接受他的思想，开始大规模放松管制，迎来了一波新增长。

　　他甚至想把这种思想推销给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在1980年和1988年两度访华，为中国改革出谋划策。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答案只有一个：他对中国有一点真诚的关心。

　　10年后，在150名经济学家投票中，尽管凯恩斯被评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而他排名第二。不过历史最终倒向了他，上世纪90年代中国所走的道路，包括解除价格管制、国有企业改革等，正是他1988年给中共中央的备忘录中的建议。只是在他最关心的货币问题上，例如放开人民币汇率的管制，一直没有得到回应。而2006年11月，中国全面放开人民币业务，算是汇率机制改革迈进了一步，只是他无法看到最后的结果了。他对中国的感情完全不同于布坎南，尽管两人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立场上相当一致。他对中国抱有复杂的情感，而布坎南则声明他的理论完全不适用中国，所以布坎南拒绝访问中国。而他则在1993年再次来到中国。

　　这次访问影响了他的思想，因此在他的《货币的危害》一书中，他着力探讨了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在战时，中国的货币与通货膨胀问题。他敏锐地指出国民党的溃败是因为在货币问题上处理不当，导致高度的通货膨胀，从对货币的不信任，引发了全面的对政府以及四大家族的不满，最终导致了国民党的垮台。

　　在处理对中国的看法上，他的笔下出现了张嘉璈和汤良礼。这两位是从现实中获得一手经验的。前者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在中国银行任职23年，反对袁世凯的“禁兑令”，平息挤兑风潮，后投身学术，根据多年实际经验写出了《通货膨胀的曲线》。这也是研究当时的中国问题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文献。后者曾任国民党的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并于1935年出版《中国新货币系统》，创新之见迭出。而在理论上，他主要援引的是杨联陞和叶孔嘉，作为史学大家陈寅恪的学生，杨从历史角度切入中国货币与信用问题；而叶的博士论文则是从长期统计分析中来考察中国金融的波折。作为一个老人，如此关心中国问题，对中国如此熟稔，其建议自然值得倾听。

　　由于凯恩斯主义背后蕴含的政府干预思想可能“通向奴役之路”，因此他和哈耶克一道成为了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坚强同盟。他与夫人的“自由选择”系列演讲，甚至深深打动了最为古板的英国人。他在《商业周刊》的文章，也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了“资本主义与自由”的关系。自由主义的理念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有他的功劳。他与哈耶克对自由的坚持在上世纪90年代末获得了世人的尊敬。而朝圣山学社的成立，也使两人的友谊更为深厚。他们与斯蒂格勒、迪雷科特、科斯等人一起，为芝加哥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使之发扬光大。

　　他与朋友们总是倾心相交。他经常与斯蒂格勒散步，并不忌讳走在身材高大的斯蒂格勒身边。他与迪雷科特的妹妹相识相爱，迪雷科特曾经开玩笑地回忆自己想找一个妹夫，觉得这个小伙子还不错就有意撮合。而对于科斯而言，最难忘的莫过于那场去芝加哥惊心动魄的辩论。科斯去阐述自己的社会成本与交易费用理论，所有的芝加哥人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是他在人群中高喊“我们都错了，科斯是对的”。

　　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他，与他的挚爱罗斯一起，在20世纪末推出了他们的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他们这样命名自己的书，平淡从容，气定神闲。那些岁月并不算是特别好的年代，对生为犹太裔移民的他们而言，尤其如此。不过这似乎也意味着另外一种更大的幸运，在困难时候得来的幸福更让鼓舞和温暖人心。罗斯回忆第一次约会，他想吻她，她拒绝了。幸运的是他没有放弃。看两个老人走过的半个多世纪的路程，尽管那属于他们自己的路，自己的诉说，仍旧不可避免地因为其中的神奇和温婉给人以感人至深的力量。

　　4年前，他90岁生日，世界上各个角落的自由主义者都向这位伟大旗手致敬。当然他的个性鲜明，树敌在所难免。但最终赢得了凯恩斯传人的尊敬。哈佛一直是凯恩斯主义的大本营，但劳伦斯·萨默斯在90年代回忆说：“在我年轻时他是魔鬼般的人物。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开始勉强地对他产生尊敬。而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流逝，我对他的尊敬越来越发自内心。”

　　他在“诺贝尔之路”的演讲中说：“身为一位经济学者，成为我生命中喜悦与满足的源泉。经济学是一门迷人的学问。而最令人着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简单，只要一张纸就可以写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对他个人的思想而言，恐怕也是如此。不过时间已经在历史中铭刻了这个伟大的名字：米尔顿·弗里德曼。(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