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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谢的长征记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10月23日 12:17 《财经》杂志

  一位亚洲顶级投行经济学家职业生涯的意外及其背后

  □ 本刊特派记者 何禹欣 发自香港

  “内邮”外泄

  10月初,摩根士丹利亚太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Andy Xie)突然离任的消息,令人困惑又惊奇。

  作为摩根士丹利亚太区研究部门负责人,以宏观经济分析见长的谢,知名度并不限于亚太区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炒掉Andy对‘大摩’都没有什么好处。”谢的一位朋友、亦是另一家国际投行研究部的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性格使然”——另一位同行则如是评论。

  导致谢国忠离任的直接原因,普遍看法是他的一封内部邮件被泄露到公司之外,其中包含了对新加坡的尖锐评论。

  该邮件在“内部发表”大约一周后,9月29日,谢正式离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发言人在电话里对《财经》记者表示,新加坡官方不会就此回应或作评。

  据《财经》记者了解,此邮件泄出的方式亦不寻常,是将电邮打印后带出公司的——若以电邮转发,将留下可以追踪的痕迹。“这种行为非常immoral(不道德的)。”香港一位颇受敬重的大行分析师感叹说,“内部邮件都可被泄露,实在令人灰心!”

  遗憾的是,这样的“魔鬼细节”无法改变谢的去留。摩根士丹利的公开声明中,强调被泄邮件内容纯系“个人观点”,绝不代表公司的意见;“摩根士丹利一直是新加坡非常坚定的支持者,并极其尊敬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

  “除了新加坡因素,其中定是有internal politics(内部倾轧)的。”一位香港银行家说。在对谢离职事件的媒体报道中,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的国际媒体均称他为摩根士丹利(亚洲)的“明星级人物”。

  截至本文发稿前,记者获知,两名涉嫌将谢国忠邮件泄露的摩根士丹利雇员——董事总经理李汉凌(Hani Abuali)、执行董事Celicia Ong均已因此事离职。李汉凌2000年加入摩根士丹利,曾任亚太区电信研究团队联席负责人之一,追踪研究亚洲电信公司股票。在2002年接受《远东经济评论》采访时,李对新加坡电信的弱市扩张战略赞赏有加。但此次“泄邮事件”发生之际,李已不在研究部门工作。

  “想不到”的局面

  “我无所谓,没什么好遗憾的。”谢的声音听上去很放松,他告诉记者,过去几天到广州山里喝茶打牌,很多年都没有这样歇过了。一向钟情历史的他,正在看希腊史学家色诺芬半自传体的名作——《长征记》(Anabasis)。“很有意思,看人家怎么来应变。”他兴致勃勃地说,“整个都是关于人如何积极面对‘想不到’的局面。”

  公元前401年,色诺芬加入波斯国王之弟小居鲁士的万人希腊雇佣军,投入了一场篡位之战。岂料小居鲁士半途阵亡,希腊雇佣军将领在谈判中被杀。作者由一介士兵突然被推举为新将军,率领众人历尽艰险,终返故土。

  46岁的谢国忠籍贯上海,遭遇“电邮”意外前,“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见过他的人,都有印象他是那种“聪明绝顶又得天时地利人和”的精英人物。

  谢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从小到大,他在学校里的考试成绩总是第一……在同济如此,到了麻省理工依旧。”同济网不无骄傲地将这位校友放在“人物”榜前列。

  1997年,谢加入摩根士丹利,担任大中华区经济学家,起点职位为副总裁(VP)。同一年,他先后对亚洲金融危机、印尼经济崩溃、香港楼市下跌、中国进入通缩周期等都作出了准确预见,迅速地获得了客户的认同,并连续数年获基金评选的亚洲分析师第一排名。

  香港投行圈一位与谢私交甚笃的银行家对《财经》记者说,就算谢现在只做个人研究,很多老客户照样会买他的分析。谢离职后,送抵其摩根士丹利办公室的客户慰问信函有时一天会过百封。更有趣的是,无数人打电话为他参谋未来的职业。

  不可否认的是,摩根士丹利与谢相得益彰。之前,谢在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也有较长时间的历练,但登上这个舞台后,他的分析师生涯真正进入高潮。

  “Andy充满争议,率性敢言,具有原创性的思维。”另一位亚洲投行圈公认的顶级经济学家,西门欧格斯(Simon Ogus)博士对记者表示。欧格斯亦曾为大行工作多年,后创立了自己的独立经济研究公司。

  2004年开始,谢几度发表中国尤其是上海的“楼市泡沫论”。当时,内地楼市正处于烈火烹油之际,此番言论激起强烈反响,毁誉参半;攻击者甚至以唱空楼市配合外资入市的“阴谋论”贬之。但谢在专业领域一贯的观点坦率、鲜明生动,使这位娃娃脸、小个子的经济学家始终受到媒体的热爱。

  今年9月初,摩根士丹利为新闻媒体主办金融培训,谢进行了关于中美经济联系的讲座,并提出“中国启动内需的关键是土地产权到人”的观点。“财经记者很容易成为他的fans。”一位与会者说,“但他的观点有时与商业现实有点距离。”

  Deal vs.Idea

  《财经》记者辗转获得了谢的这封邮件。如果把这封500余字的电邮细读一遍,也许多少可以了解这位手写心想的经济学家当时何以“出言不逊”。

  9月19日晚,新加坡总理邀请前来参加IMF&世行联合年会各国政要赴宴,中国官方人士不在其列,“好像请了我,中国就被代表了似的。”谢的惹祸邮件第一段如是说。

  晚餐的主题是“全球化之未来”,显然,缺席的中国在谢脑海里挥之不去。他在邮件的第三段写道:“由新加坡主办是次会议是个奇怪的选择——它离中国或印度这样的热点太远了,改在孟买或上海会合适得多。”谢进一步解释说:“东盟是一个失败,其GDP十年无变化,新加坡人均收入也在2.5万美元保持不动——同期中国的GDP却增长了3倍。”

  可能意识到如果只以GDP增长率为指标,对中国、印度的重要性的论证尚不够充分,紧接着,谢开始了邮件里最具争议性的评述。

  “发问者竞相把新加坡赞为全球化的成功故事。实际上,新加坡的成功绝大部分是因为它成为了印尼腐败政商的洗钱中心。印尼已耗空,新加坡因此佳景不复。为了维系经济,新加坡正在修建赌场以吸引中国的腐败资金。(这些发问的)西方人不明白他们在讲什么……”

  邮件的余下部分,均为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一般分析,再无敏感成分。

  一般猜测认为,一方面,该邮件致使新加坡对摩根士丹利施压;另一方面,摩根士丹利亦虑及其在新加坡的业务。根据彭博资讯数据,摩根士丹利今年在新加坡的并购咨询业务中排名第六,经手交易总值15亿美元,亦在今年3月担任了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淡马锡控股公司收购一家印度电信公司的顾问。由是,谢的去职势所难免。更有说法指,谢素与部门上司不谐,此番正好借题发挥。

  另一位前香港投行分析师里的“风云人物”,张化桥(Joe Zhang)便亲历过投行业务部门与研究部门——也即生意(deal)与观点(idea)之间的冲突。1999年初,时任汇丰证券中国研究主管的张接受《南华早报》记者采访,认为当时中国财政部高息发行扬基债券,然后去买美国国债,是“双输行为”。

  “早上7点半报纸登出来,8点我到办公室,老板说‘你这个笨蛋’。我就被炒了。”但张对《财经》记者表示,自己当年的去职完全是公司决定,没有外部压力。其时,汇丰正是这单被张称为“双输”的债券发行商之一。

  但是,精明的投资银行家们似乎更能看到问题的要害。“首先必须考虑他所讲的仅是具有争议,还是已涉嫌诽谤。”远在美国旧金山的西门欧格斯一针见血地问:“Andy是否已被起诉?”

  数位香港投行人士亦对《财经》分析说,如果谢不主动离职,一旦新加坡以涉嫌诽谤起讼,上述邮件内容将使摩根士丹利和谢落于下风。

  新加坡政府是否因此邮件对谢或摩根士丹利采取行动?新加坡金管局未对《财经》记者的问题予以回应。该发言人表示,此邮件“讲到新加坡很不好,但我们不一定要同意它的立场”。

  分析师困境

  “我们并不是完全的言论自由,很多时候身不由己。”一位大行研究主管无奈地说。但他指出,正由于分析师的天职便是发表观点,所以内部讨论是一个关键的机制:不可随便说的便仅作内部参考,而外部发表的言论,通常都要经过本人确认及投行法律部门的审核。

  但背靠大行的研究人员,其独立性到底应该怎么来理解和定义呢?身处一个对批评意见较西方相对保守的亚洲,是否令他们额外地“不能独立”?

  一方面,投行分析师靠“观点”吃饭,独立、独到、准确的判断是正道。“不能太偏颇,不作无谓冒犯,不要变成‘意见家’。”一位投行高管表示,自己亦常有对政府、企业的尖锐批评,但更多是从事实出发,以理服人。

  同时,“他们也是‘财经演员’。”一位现就职于国际研究机构的内地经济学家说,“中规中矩,四平八稳,很多时候是没有观众的。”

  “绝大多数人都相当愤世嫉俗。”另一位投行人士半严肃地说。

  取悦客户之外,对大行研究人员独立性更严峻的挑战来自业务部门。商业利益的力量,往往亦决定了分析师们观点的边界。“事实是分析师们报酬上佳,也选择了为物质利益出卖他们的观点,这是一桩终端投资者受损的浮士德式交易。”西门欧格斯表示,这便是他七年前决定自己创业的主要原因,“虽然一般来说,宏观分析师有比微观分析师更大的言论自由空间”。

  问及其过去12年的分析师生涯与现在做实业感觉有何不同,张化桥说,投行更忙,“每天早起一个小时,晚睡一个小时。”

  即便赢得客户欣赏,谢仍然感觉到过去九年里“重复感很强烈”——“因为这是生意,每天都要说、写,不管说对说错。这是做生意循环的一个过程,某种程度上也在决定你有什么想法。”

  但是,亚洲令分析师独立性备受挑战的观点,并未得到充分的支持。“亚洲的活力与多样性,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分析素材。”一位国内经济学家说,“不是说政府不能批评,但要分清事实和观点,逻辑严密。”

  西门欧格斯认为,政府不高兴被批评,并非是亚洲才有的特色。但按自己过去20年在亚洲的工作经历,包括新加坡和中国在内,“政府都已经变得更易打交道”。

  色诺芬《长征记》的英文序里提到,那些“追名逐利的希腊雇佣军,勇敢而坚韧,虔诚而仁爱,自主而理智……他们仍是酷爱自由的希腊人,对他们只能得其同意而治之”——这大概是对最好的投行分析师最好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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