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与新农村运动

　　通观上世纪90年代回国投身中国经济改革的海归派经济学者,能成功推动中国政府高层决策者轰轰烈烈地进行一场政治经济运动的,林毅夫至今可以堪称是第一人

　　文/羽良

　　7月初,从全国人大传出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首次审议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草案。这份帮助农民组织突破目前法人主体资格瓶颈的法案,被各界寄予了广泛的期望。然而,目前审议的草案出于金融监管部门防范金融风险的顾虑,对农合组织的低层次融资功能不主张做相关规定,从而错过了借农合组织立法一并解决困扰中国农业经济许久的农民融资问题的机会。

　　这样的立法结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这样的遗憾却让我们将目光更加集中到了另一条农业融资出路。早在今年3月“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就提出了一份针对解决农村金融融资问题的议案,建议通过“公司加基地加担保公司加农户的模式”,以银行和乡镇企业为主体,绕开农民组织在法律上的限制,并以这种“四位一体”的模式解决农民日常农业生产的融资问题。现在看来,在短期内放开对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融资功能限制的可能性不大,农合组织立法之后,林毅夫为新农村运动量身订做的“四位一体”模式可能仍是解决农民融资问题的唯一可行方案。

　　其实,海内外观察家们早就注意到,2006年伊始中国高调推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并没有改变政府牵头、以行政命令自上而下推行的国家主义本色。虽然2004年时,浙江省就通过了第一部地方农民合作社组织条例,明确规定了合作社法人性质,鼓励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但中央政府对于农民组织在政治和金融上的“溢出效应”始终有所忌惮。尤其是近几年因非法强制征地导致日渐频繁的农民群体性事件,以及去年世贸组织香港会议场外韩国农民有组织的反抗全球化那震撼人心的场面,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政府重新认识到农民组织所蕴含的强大集体行动能力。有鉴于此,中央政府对农民组织立法的谨慎可想而知。

　　为新农村运动铺路

　　2006年2月21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全文。这份2006年中央的“一号文件”立刻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主流媒体将焦点大多对准了中央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和手段。但实际上,去年政府宣布免除“农业税”,这本身就为“一号文件”的出台做足了铺垫。在一些观察家和分析人士眼中,“一号文件”的出台,最引人注目的其实是从文件名称到具体的政策内容,几乎大多脱胎于1999年林毅夫在理论界提出的“新农村运动”中的建议。

　　当初,林毅夫之所以提出要搞一场全国性的“新农村运动”,其政策性建议的前提是他认定当时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通货紧缩。林毅夫在分析了可能导致通货紧缩的需求面和供给面之后,认为导致1997年后通货紧缩局面的原因不在于货币政策对内需的影响,而在于供给面严重的相对过剩。通过对当时固定资产投资超前系数、固定资产净值形成超前系数和部分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的数据研究,林毅夫提出的建议是,“我国的经济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摆脱当前的困境,取决于经济中是否存在有因为结构原因而未能实现的大的社会需求的存在,以及我国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给这种蓄势待发的需求创造实现需求的条件。”

　　紧接着,林毅夫在其研究中将主流经济学理论熟练地运用到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分析和判断上。林毅夫在否定了货币政策所能起到的作用之后,又迅速否定了简单建议政府加大财政支出的“廉价凯恩斯主义”。在1999年7月林毅夫撰写的一篇工作论文中,他认为,“像我国当前全社会的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能力普遍出现30%甚至更多的过剩时,一般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出口刺激政策和收入增长政策都会失去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的作用。”

　　既然已有的内部城镇市场和外部国际市场都不大可能化解产能过剩的问题,那么开辟几乎落后于城镇市场20年,规模却远较城镇市场为大的农村市场以带动疲软的内需,就变得顺理成章起来。随着2001年末,林毅夫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中央政府官员作了“当前农民收入问题和未来农村发展思路”的报告,“新农村运动”的完整论述也终告成形。

　　农村——内需的第

二战场？

　　其实,并不是没有人对林氏的“新农村运动”提出过质疑。就在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开披露前半个月,同济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景北撰文万余字,痛批“新农村运动缺乏清楚的含义”,且回避了户口歧视、土地产权等“制度变革”。同时,胡景北将林毅夫的主张解读为“让农民消费来化解通货紧缩危机”,运动的主体本末倒置。这一看法得到了为数不少的经济学家的赞同。看上去,林毅夫的“新农村运动”在理论上漏洞百出。

　　但从后来的政策走势上看,林毅夫的“新农村运动”并没有打算忽略农村的“制度变革”,其“刺激农村消费是化解通货紧缩的手段”也可以换个角度,将之视为内生化解决农村“制度变革”的方法。按照林毅夫的思路,通过以中央财政为主大搞农村公共设施建设,拉动农村消费,一方面可以消化国内结构性因素导致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其实是从人居和生活质量上缩小城乡差距,以求先在经济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为从法律和政治制度上彻底消除对农民身份的歧视做好准备。

　　换句话说,胡景北等学者对于农村“制度变革”的看法,与林毅夫“新农村运动”构想的真正差别在于,前者主张先行名义上去除“身份歧视”,后者强调先在经济状况上抹平城乡之间的鸿沟。联想到今年年初,公安部相关人士放出消息,有望进行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然而此事不足一月便不了了之。这也或多或少说明了,城乡二元结构所形成的“身份歧视”若不先从最实际的经济方面着手解决,其“制度变革”之路可能会更加坎坷难行。

　　作为经济学家的林毅夫,他的研究哲学是实用的,更是现实的。26年前,当时还是台湾当局驻金门部队连长的他,靠着两个篮球渡过海峡投奔祖国大陆。从那时到现在,没人能说得清被

国民党当局极为看好的“优秀青年”为什么会突然不辞而别游向对岸。当年林毅夫在部队的直属上司侯金生后来曾表示,若是有机会再见林毅夫,最想问的就是他当时出于什么想法做出的行动。这也许是林毅夫带给世人的第一个意想不到。

　　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林毅夫在投奔祖国大陆之后,不仅“弃武从文”得如此彻底,而且是如此成功。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的林毅夫,回国之后没有食洋不化,而是为中国改革孜孜不倦地做着预测和建议,并将理论学者和政策专家之间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依此通观上世纪90年代回国投身

中国经济改革的海归派经济学者,能成功推动中国政府高层决策者轰轰烈烈地进行一场政治经济运动的,林毅夫至今可以堪称是第一人。

　　至于之后,林毅夫还将创造什么中国政策奇迹,可能没有人能够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