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想揭开中国问题之结

　　8月11日，樊纲被任命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作为其中惟一的专家学者樊纲的任命引人瞩目。

　　石朝格 钱浩民

　　货币政策委员会是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此次樊纲以学者身份入选(其他委员都为财经部门的副部级官员)，意味着一个学者在实证领域的研究能力得到了高度认可，因此是一个被经济学界颇为看重的任命。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的一位人士评价说，有着哈佛教育背景的樊纲，对中国宏观经济有比较深的、系统的研究。目前中国经济运行遇到的挑战日益加剧，决策层需要樊纲这样的学者能给出独立、有见解的建议。

　　对于自己的任命，樊纲解释说，自己是一个比较均衡、比较专一的人，一定会对得起新角色赋予自己的使命。

　　这一任命也使人们重新关注他的一些观点。

　　反对人民币快速升值

　　在汇率问题上，樊纲认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是中国的最佳选择。他反对人民币快速升值，也不认为国际失衡问题完全由中国承担责任。而对于投资与社会总需求问题，樊纲则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了骤冷的苗头，投资增速下降过快的现象要引起警惕。他认为，眼下，央行货币政策决策的最大矛盾在于，如果为缓解流动性过剩而采取继续加息的措施，将刺激境外资金流入，从而再次加剧流动性过剩的状况。而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而降低货币市场利率，又将导致境内银行收益的进一步收窄和贷款冲动的进一步加大。

　　作为宏观经济学家，樊纲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却比不少知名的研究微观的经济学家还有经济学原则。“他处理宏观问题简单清晰，微观的价格原则如影随形。”国研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对樊纲很推崇。

　　在樊纲看来，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趋利避害、如何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的一门科学。它可以用来解释一切行为与现象，甚至包括形而上的道德范畴，比如诚实。他认为，社会提倡诚实，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种美好的品质，还因为如果一个社会的运行是建立在每一个公民都诚实的基础之上，这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将是最低的。

　　躲进“书斋”做学问

　　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对樊纲有很高的评价。“当时，演讲、在外面兼职几乎成为了一种时髦，而樊纲1987年回国后却一直专注于学术研究。”

　　在经济学家异常走红的今天，樊纲却一直躲在“书斋”里做他的学问。这让很多人都难以理解。

　　“我想揭开‘中国问题’之结，想用自己所学、所‘悟’的一些东西去尝试一番。”谈及此事樊纲显得十分平静，在国外许多问题已经在脑子里转悠许多年了，很难停下来。

　　这几年的时间，樊纲基本上是在“书斋”中度过的，学术成果“井喷”而出。

　　他在1989年写的博士毕业论文《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现已作为中国内地第一部对各种经济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受到了广泛重视；他的早期论文《灰市场理论》亦于1991年荣获中国经济学的最高荣誉——孙冶方奖；1992年出版的学术名著《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过程的经济学分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对体制变制的性质、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改革方式的选择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为改革阶段的中国社会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

　　1992年，他被破格晋升为社科院研究员，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3年成为社科院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在《世界商业评论》评选的2004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经济学家”中，樊纲的名字赫然在列，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出色的理论阐释者，他的《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和综合》奠定了他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

　　认真做事最重要

　　樊纲说：“我最难忘的两大经历，是土插队和洋插队，即下乡与出国。知青下乡，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那时候完全是两眼一抹黑、没有出路的生活。我在国营农场开拖拉机，后来到农村干活，推的小车还是木头轮子的，上千年前也是用这个。出国则是震撼，学术上知道了经济学之大、之广、之深；去人家的超市，那是商业震撼，才真正明白我们的经济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是樊纲常说的一句话。樊纲表示，努力把事情做好，但不一定追求它有多么辉煌的成果，多么大的利益，用比较平和的心态，用比较超脱的心态，认认真真地专业化地做好自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摘编自《中国证券报》)

　　链 接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是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具体职责是依据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