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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凯恩斯逝世六十周年
梁捷
1946年4月21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逝世。明天，也就是2006年4月21日，是这位人类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逝世六十年的纪念日。现在再要详细介绍凯恩斯的生平和思想
，多少显得有点多此一举。
几乎就所有现代的经济学人或者说所有关心经济乃至政治的人而言，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下称《通论》)，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界碑，这不仅是因为它开创了一门新的学科——宏观经济学，同时它也把经济理论研究和现实政策的指导有效结合。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通论》无论是在学术还是实践方面都树立了一种无可辩驳的经典地位。凯恩斯一生都在追求世界和平，可恰恰正是战争和那个巨变的时代背景把他推上了人生的巅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凯恩斯还年轻。虽然已经担任著名学报《经济学杂志》主编多年，虽然已经发表了好几篇研究货币等问题的重要论文，虽然对印度等殖民地经济已经有了深刻的了解，但凯恩斯还是对凡尔赛会议的态势大感意外。凯恩斯似乎完全不能理解赔偿委员会急切捞取赔偿的心态。在他看来，给德国施加如此的重负只会压垮德国的经济。一场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为了支付这场战争的赔款，德国看来只有另外发起一场战争才能补上这个缺口。
很自然地，他最终不得不离开巴黎。1919年，他就以令人惊羡的文笔撰写出了《和约的经济后果》。在这本小册子里，他用明晰有力的逻辑证明，德国战后的经济实力已不可能满足战胜国的贪欲，祸根已经深埋。凯恩斯回到剑桥，一边轻松地赚钱，一边继续和拉姆齐等弟子研究“概率论”，研究“数理逻辑”，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29年波及全球的大萧条。大萧条带来的全球性的失业痛苦，在短短几年里就催生出凯恩斯的《货币论》，接下来是《通论》。
凯恩斯的机会终于来了。1936年的时候，大萧条的阴霾还没有消除，自由主义看上去似乎也开始束手无策。此时出版的《通论》，正中人们下怀，一下子传遍全世界。无论经济学家还是普通经济系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很多美国学生甚至等不及它在美国印刷，就直接写信到英国邮购。当时就连远在中国的陈岱孙、巫宝三等学者，也都分别在上海、北京等地第一时间买到这本书。各国负责政策制定的专家们也都在谈论这本书，更有不少人“照方抓药”，马上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通论》也很快变成“凯恩斯主义”，变成了年轻人纷纷追随的对象。
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事实上，年近五十的凯恩斯已经是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了。战争开始不过几个月，凯恩斯先后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结集后以《偿付战争赔款》为名出版。有趣的是这本书也是早于《通论》十多年，成为凯恩斯第一本被译成中文的小册子。凯恩斯在这本书里认识到，现代战争最后比拼的是资源，是直接可以转化成为“杀人工具”的资源。这一战略分析受到广泛推崇。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凯恩斯看到了战争将成为一个国家崛起的契机。凯恩斯压根反对英国卷入战争，他觉得英国就应该利用这种机会刺激需求，扩张经济。可惜，最终事态的发展过程与他的期望并不一致。
好在英国最终胜利了。凯恩斯也应邀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商量二战后如何重建世界经济秩序。凯恩斯拿出一套方案，最终“中标”的却是美国人怀特的方案。不过我们完全无须为凯恩斯惋惜。事实上，整个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话语体系和语境氛围本身就可以说，就是凯恩斯一手缔造的。无论采取哪个方案，最终其实都是凯恩斯的胜利。
凯恩斯一心想解决失业问题，一心想用全球视野看宏观经济，一心要追求更长久的和平，他的这些想法无论生前生后都没有完全实现，但他的思想经历了多次有形和无形“战争”的洗礼，使得我们在今天仍不得不生活在他的影响之下。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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