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漱溟到林毅夫

　　本报首席记者 章敬平／文

　　“我们可以明白了，今日的问题正为数十年来都在‘乡村破坏’一大方向之下；此问题之解决惟有扭转这方向而从事‘乡村建设’——挽回民族生命的危机，要在于此。只有乡村安定，乃可以安辑流亡；只有乡村产业兴起，可以广收过剩的劳力；只有农业增产，可以增进国富；只有乡村自治当真树立，中国政治才算有基础；只有乡村一般的文化能提高，才 算中国社会有进步。总之，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有办法，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都是如此。”

　　乍听之下，这段话的语境和我们今天的“新农村建设”非常的吻合。但它事实上并不出自今人之口。说这段话的人，是75年前的梁漱溟。

　　1930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创立乡村建设研究院。这段话，就是他所谓的设立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旨趣”，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宗旨”。

　　如果我们用中国乡村社会百年转型的大历史的眼光看待三农问题，那我们可以说，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等当年中国知识界的名流，是最早提出三农问题的一批人。翻阅上个世纪初年的《申报》，我们可以看到地处人间天堂的苏州杭州的农民，被国际农产品打得落花流水苦不堪言。上个世纪20年代，感佩于“乡村经济的破产”、“乡村社会的崩溃”，梁漱溟等“农化派”先锋人物，乘五四运动后民主思想和教育思想的东风，一边与主张工业立国的“工化派”论战，一边身体力行地参与到改造中国乡村的行动中。

　　20世纪20年代，从西洋学成归来的晏阳初博士，发现了距北京并不遥远的定县开明绅士米氏父子的乡民识字计划，他们和一大群知识精英，在得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双重认可后，把乡村教育推进到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的综合性的乡村建设。一场大规模的长达10年的乡村建设实验，在中国大地上建起了一个个花样繁多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实验乡、实验镇、实验村。来自当时的国民党内政部的统计数据，国民党统治区内搞实验工作的单位有1200多处。其中包含黄炎培在江苏昆山县创立的“中国职业教育社”。

　　1937年，晏阳初主持撤销了湖南省三分之二县的腐败官员，以5000个学者和科学家替代他们。尽管从事乡村实验的知识精英们，将自己的名字留在历史上，但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并没有如他们预想的那样，一劳永逸地解决三农问题。

　　“一大二公”

　　1950年代，农化派和工化派的交锋还没有来得及分出上下高低，便随着新政权的上台，烟消云散。农化派的先锋人物梁漱溟也在新政权中，当上了全国政协的常委。不再由他和他的战友黄炎培主导的中国乡村社会的改造，以他们难以理解的“一大二公”的苏俄模式，疾行于中国大地。

　　1949年5月的一个黄昏，在黄河大堤上散步的原中共中央农业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问时任华中局第一书记的林彪：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说，今后工作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到底是什么涵义？是以城市工作为中心，还是领导机关进城后以城市为中心领导乡村？林彪说他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不久，按照林彪“应该首先把农村阵地巩固起来”的意见，杜润生请示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得到肯定的答复，且要求其他各个新解放区都照华中局的做法办。于是，分配土地减租减息的土地改革迅速在全国推进。

　　据杜润生回忆，建国后，对于土地改革，共产党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无偿没收，一个是有偿征收购买。考虑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不仅是一项农村经济制度的改革，还是一场推进政治改革的阶级斗争，无偿没收就成了惟一的选择。

　　1953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推行合作化运动。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游泳池边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说：“我们有两篇文章，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搞社会主义。就农村而言，土改结束了，现在要做第二篇文章了。我们计划在10至20年内完成这个合作化的任务，改造小农经济。”

　　这一年，为解决城市粮食供应紧张的统购统销竟然违背初衷，成了社会主义的必要措施。毛泽东重申：“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动互助合作。”1955年，毛泽东批评邓子恢是前怕狼后怕虎、走起路来摇摆不定的“小脚女人”，推动合作化运动由初级社飞跃到高级社。虽然也有农民以拉牛退社表示反抗，但在强大的新政权面前，闹社风潮很快便偃旗息鼓。

　　此后直到人民公社时期，中国乡村再也寻觅不到自给自足的传统。“高积累”的战略考量，使得重工轻农的政策蜕变成城市对农民新一轮的剥夺。1959年，在全国政协的一次会议上，梁漱溟说了一句民谣：“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

　　广袤的乡村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廉价仓库。棉花、水稻等不一而足的农产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城市。我们听得耳朵都生茧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剪掉了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石磊说，我国的工业化不是工人一锥子一锤子敲出来的，而是农民一圈又一圈地勒紧裤腰带，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

　　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农村在饥饿的驱使下，私下承包了人民公社的集体土地。邓小平肯定了“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于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分崩离析，农民农业农村的境遇得到了空前的改观。

　　三农问题

　　1985年，农村政策部门向中央贡献了“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新思路，但在决策层似乎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此后三年，由于宏观经济变化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农民收入连续3年下降。这在改革开放以后，还是第一次。这引起当时在农业部任司长的范小建的注意，他骑自行车微服私访20个县，写了一份调查报告，结论是：农民收入下降导致农民负担相对过重，并已影响到农民和共产党的政治关系。

　　对这份在当时看来惊天动地的调查报告，农业部党组莫衷一是，最后，农业部部长刘中一决定以个人名义，向中央汇报。

　　1993年，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农业部部长刘江派农村试验区办公室主任杜鹰去农业大省安徽调研。最后的调查报告指出，农村问题涉及到农民财政、金融、税收等宏观政策，涉及到农业以外的大环境，不应该就农业谈农业。

　　同年，温铁军根据在安徽的调研，在《经济日报》发表文章，“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强调农村问题受宏观政策影响，而非简单的农业问题。

　　由于邓小平南巡所引发的中国经济的再度高涨，本来有望继续深入探讨的三农问题，被随之而来的三农问题的改善，搁置下来。虽然三农问题看起来不热了，但中央并没有完全抛弃三农问题。1993年，温家宝指导有关方面，推动了土地制度、农村金融改革、税费和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等多项改革的政策试验。199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警告，他说，城乡差距等正在扩大的三大差距如果持续下去的话，“恐会酿成大祸”。

　　1997年粮食大量积压，13年前增产不增收的卖粮难问题再度出现，由此导致的农民收入连续下降，使得三农问题又一次成为社会热点话题。温铁军在当时的《战略与管理》上，发表《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一文。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三农问题”，第一次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正式出现在公开出版物上。

　　然而，直到此时，“三农问题”在中国大陆还不是特别的尖锐。回头看，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刚甩开大步的时候，农业生产快速增长，“三农”问题一点都不突出。1985年以后，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全面推向城市，带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虽然农民收入的增长相对滞后，但在一夜间烟囱林立的乡镇企业，让“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像工人一样劳动，三农问题也不突出。1992年，尽管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提高到2.6∶1，但涌动的民工潮把成千上万的离土离乡的农民转移到城市，在这段日子里，“三农问题”也还不是那么尖锐。

　　新农村建设

　　1990年代的最后3年，三农问题突然尖锐起来。乡村里，农民负担逼死农民的惨剧，作为三农问题的表象浮出社会生活的水面。在有中共经济智囊之称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看来，“三农问题”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变得尖锐起来，是因为1998年出现了通货紧缩，生产能力过剩，新增投资比较小，新增就业机会少。这造成应该流动的农民流动不出来，已经流动出来的农民又返回乡村；另外，众多乡镇企业在竞争中纷纷倒闭，这一方面致使农村集体经济负债累累，另一方面迫使早先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又回流到农业，如此背景之下，农民收入增长自然特别慢，“三农问题”雪上加霜。

　　于是，林毅夫在半个世纪以来首次提出“新农村建设”的建议。“我国从1979年开始的改革以农村为突破口；20年后的今天，走出当前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内需不足、市场疲软、通货紧缩困境的突破口，仍然在广大的农村。”林毅夫说，只有打通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的渠道，消化掉城市中过剩的生产能力，才有可能解决三农问题。所以，他建议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化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地区和生活消费有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来启动广大的农村市场。他认为，政府以积极财政政策的资金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对启动中国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因为这是一个既可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我国早日从通货紧缩的陷阱中摆脱出来，也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农民观念，移风易俗的一石数鸟的政策。

　　虽然林毅夫的建议，并未被中央政府马上采纳。但1999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在决策思路上发生了变化：中央讨论农村政策时，不再单纯强调以往的农业结构调整，而是以“农村经济重大战略结构调整”取而代之。可见，中国最高决策层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已经深化。

　　接下来三年，中国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由决策层推延到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关注，激发了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讨论。反过来，全社会的讨论，也加速了决策层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它们从整体上绘制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

　　2000年，温铁军对三农问题所做的世纪末的反思，和社会学家曹锦清撰写的《黄河边的中国》，在学术界受到广泛认可。这年年初，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把三农问题形象地概括成“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次年，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和紧随其后出版的《中国农民调查》，把三农问题的影响，由中国推展到国际社会，世界开始重新打量中国，它们发现，城市和农村已经构成了两个不同的中国。

　　中国领导人显然对经济生态上的“两个中国”有着更为深刻的洞察和更为急迫的考虑。2001年，“三农问题”作为一个名词第一次写进了中央文件。2002年，“城乡二元结构”作为一个概念被写进中共十六大的文件。十六大上，《诗经》中的“小康”一词，成为指导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词。中国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距离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时间已所剩无几，如果不把注意力放在既是重点又是难点的农村，“小康社会”这个宏大的战略目标就可能会受到威胁。所以，中共中央提出城乡统筹发展。

　　2003年，胡锦涛和温家宝出任中国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海外媒体指称的“胡温新政”拉开了帷幕。新的领导集体更为清醒地认识到，三农问题和中国在21世纪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之间的关系。2003年初，中共中央强调，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年初，中央继1980年代5个连续的“一号文件”之后，再次发出“一号文件”，把三农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05年，中央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被写进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决议》。制定“

十一五规划”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公报，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放置到“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任务”的新高度。

　　在提出新农村建设6年之后，看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最终出台，林毅夫颇为欣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林毅夫反复宣称，“新农村建设”和他的建议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他说自己很高兴地看到，中国领导层把“新农村建设”的内容扩展为生产、生活、乡风、村容、管理五个方面。他相信，这个政策的实施对启动国内市场、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构建

和谐社会，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