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望：中国经济学家到底做了些什么

　　新望，1964年生，甘肃靖远县人。曾任兰州大学助理研究员，江苏省张家港市委党校高级讲师，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民营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改革》杂志主编。获得过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目前兼任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南京大学长三角研究中心、苏州大学苏南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4月10日-4月16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新望。----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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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学家到底做了些什么     4月11日  星期二

　　文/新望

　　中国经济学家不能拿海外尺子来度量

　　丁学良说“中国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这话还真有一点巧合。今年在评中国经济学奖的时候，首届的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评出来的就是5个：薛暮桥、杜润生、马洪、刘国光、吴敬琏。但在颁奖时，杜润生老先生自己要求放弃了。

　　但是我觉得丁学良他们这些人所说的“经济学家”，还不是像我们 “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说的经济学家概念。他大概是从理论体系上，或者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上，一个独到的定理、一个模型等等，从这个涵义上讲。如果按这个尺子衡量的话，可能在中国没什么经济学，也没什么经济学家。在国际上能够拿得出手的也就是上世纪40年代张培刚这么一个。大批出现这些人，大陆目前经济学研究还没有进行到那个阶段。

　　我的看法，不要拿着海外的尺子来丈量咱们这里的事情。实际上，衡量中国的经济学家还是要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联系起来，和实践进程联系起来。观察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有三个线索：一个是高层的政治上的决策，认识、路线等等，第二是来自基层地方和老百姓的实践创新。还有一个线索就是理论线索。综合这三个线索看，中国经济学家的作用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主要是前两个，一个从高层政治上往前推动改革和发展，一个从老百姓的实践上推动改革发展。理论只是服务于前两者。现在有人说是“主流经济学家”甚至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误导了中国改革，这实在是高估了经济学家。他们没有那么大能量。

　　如果从丁学良的标准去看的话，真是找不出什么经济学家，他说的那都是“黑板经济学家”、“教科书经济学家”。说实在的，学院派的那些理论家在中国起的作用非常小。

　　但是中国的理论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一些活跃在学院以外的经济学家，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要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上来看的话，经济学家这个群体在过去二十多年历史当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你绝不能说他们不是经济学家。他们是无愧于自己时代和自己国家的经济学家，他们真正代表了中国经济学家的主流。中国经济学家既不像一些人说的作用那么大，但也不要像一些人说的那么不堪，甚至一下子就来个虚无主义。

　　还有一些人认为经济学家有话语霸权，乱说话，火得过了头。这里的情况就比较复杂，需要具体分析。其一，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是第一要务，这一形势下，经济学家的话可能显得比其它学科要多一些，媒体、大众和官员也就更加关注一些；其二，经济学侵犯到了别的学科，存在“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应该是学科竞争的结果，也是经济学家集体努力的结果，未可厚非；其三，确实有一些善于与媒体打交道的经济学家利用自己的话语权说一些不该说的话，恶意炒作，谋取私利。但这是极个别的现象。

　　看待中国经济学家贡献要了解中国改革史

　　现在有些年轻人，不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不了解近五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变迁的过程。有一个年轻人在网上写了一篇骂吴敬琏的文章，骂得很狠，后来我建议他，我说你自己去看看吴敬琏的《计划与市场》。看完以后他才恍然大悟，以后再不骂了。他对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不清楚，对二十多年来的经济改革线索缺乏一个基本了解，他更对改革开放以前的情况缺乏了解。我发现，网上有一些年轻人，大概是大都市里边的重点大学的一二年级的从农村来的小孩，这些小同学在网上异常活跃，他对现实极度不满，他一到都市，一到大学，一进宿舍，在这些场所，他首先感觉到的是巨大的差距。他和干部子弟住在一块，和城市小孩住在一块，他对这种现实反差有强烈感受，然后推及到对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反感。

　　但是，要知道，正是在这种开放条件下，让农村小孩到了城市里看到了这种差距，而且改革开放使社会各阶层地位的流动成为可能，凭自己的本事，农村的人可以到城市来。光一个开放和公平竞争的高考制度改革，就提供了多少向上的社会通道。如果去问他们的父辈的话，他们的父辈也许没有这个感受，那时虽然工人穷，农民也穷，但农民仍然比城市人穷的多，差距还是很大，但是他们的父辈那个时候对事实上的差距没看到，没有感受到。因为没有那种流动的机会。城乡二元不是今天才有的，正是计划经济下统购统销、剪刀差才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差距。

　　改革开放后，差距又拉大了，这是事实。但是在对差距拉大的一些分析上我觉得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拿贵州和上海比。不光是今天贵州和上海没法比，解放前的贵州和上海更没法比。我在东部的一些农村也做调研，东部的多数农村原来都是非常穷的，或许比当时中西部还穷，但我调查得出结论，是市场化和民营化给他们带来了富裕。

　　现在网上有人一会儿说经济学家为利益集团代言，发了财，一会儿又说中国没有几个经济学家。那么经济学家究竟应该怎么做呢？在贬低主流经济学家的同时，于是有人说是要搞一个穷人的经济学。我觉得穷人的经济学，温总理讲得挺好，就是研究咱们中国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就是中国的农村经济如何发展，这个需要研究。

　　但是，是不是单独存在一个穷人的经济学，是不是说主张市场经济的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就是把财富弄到一部分人手里，这是一种富人的经济学。然后，穷人经济学是什么呢？是不是搞革命就算是穷人经济学？穷人经济学是不是就是把所有富人的东西、现有的东西直接拿来？这是捷径，但却是一种破坏的经济学，是继续革命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就这么干的，可是被证明是不行的，在中国走不通。这种“穷人经济学”很危险。

　　经济学之所以有存在的理由，就因为它是让人富的，而不是让人穷的。事实上，中国是这二十多年以来，是世界上穷人经济学搞得最好的国家。这二十多年来中国实现了世界反贫困的奇迹。世界贫困人口从二十多年前的4.2亿，剩1.8亿，脱贫人口3.4亿，其中中国实现了脱贫人口超2亿。这就是中国搞市场经济带来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这不是穷人经济学吗？所以证明搞市场经济，走改革开放的路子，就是一个穷人的经济学。这是不二法门。如果说穷人经济学还有更好的办法，一场革命就可以让穷人富起来，那对中国可真是不可想象的。

　　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这个大方向不能错。有人说是西方经济学主导了中国经济改革，甚至说是新自由主义主导了中国改革。这纯粹是杯弓蛇影的事。如果真是这样，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又往哪搁？这些人的实际用意是要借批评西方经济学，否定改革，扭转改革大方向。试想一下，如果二十多年前的中国不改革，会是一个什么情形？我们历次反自由主义，反出了什么结果，除了倒退，什么也没有得到。

　　中国经济学家独有的幸运

　　中国的经济学家根本不是能够用主流、非主流、异端这些词来衡量的。截止目前，中国经济学家只有一类，那就是：中国改革经济学家。或许以后会出现丁学良所说的那种“标准的”“与国际接轨的”经济学家，但还需要一个过程，不能太急。

　　当代中国，两大任务，一个是发展，一个是转型。实际上转型的问题从五十年代，在老一代经济学家就开始考虑了。那个时候最杰出的是孙冶方，还有广东的卓炯，到六七十年代应该是顾准。他们已经开始探索中国人自己的自主的经济发展的路子、社会发展的路子，反对照搬斯大林模式。

　　从1970年代末的近3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学家在三个方面对中国的改革做出了贡献。

　　一个是关于经济运行机制的变革。在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前，经济学家里面，像薛暮桥、杜润生、于光远、高尚全、吴敬琏、刘国光、董辅礽、谷书堂、何伟等。包括一些海外的经济学家，都对我国经济运行体制，尤其是关于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体制的设计上面，也做出了非常有益的工作。像西方经济学家科尔奈。1985年巴山轮会议的时候，科尔奈提出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有两大类四种模式可以选择：A类，就是计划模式，B类就是市场模式。A类又分A1和A2两种。A1就是计划指令型的计划经济，A2就是有弹性或有指导性的计划经济；B1就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B2就是由政府宏观调控的竞争体制。经过七天封闭的讨论，大家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B2模式，就是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

　　从计划到市场，一步一步，一直到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个过程中，经济学家们做了很多工作，甚至可以说，没有经济学家的参与是无法想象的。

　　中国经济学家第二个方面的贡献就是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一点上。举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发展民营经济。八八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这之前叫个体户专业户。那么允许个体专业户存在有没有合法性？有一个经济学家叫林子力，他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算式里边找到一个例子，推论出“八个人以下就叫做帮手，八个人以上就叫雇工，八人以下不算剥削”。由此中央当时文件就规定家庭专业户、个体经营户，雇工不能超过八个，超过八个就要有限制，尤其是党员干部不能超过八个雇工。但毕竟允许它存在了。这个故事现在看起来有点可笑，但是在那个年代，他的的确确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合法生存争取到了一个政策环境。

　　再如薛暮桥。薛老最早主张自谋职业，返城知青可以自谋职业，主张可以搞长途贩运，这个在八十年代都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再比如董辅礽先生，作为理论家，他对我们国家的所有制改革，我觉得是贡献最大的一个，从理论上说得最清楚最透彻的一个人。他的“八宝饭”理论很有名。另外还有高尚全、马洪、厉以宁，王珏，晓亮等，他们也是一直在为民营经济鼓与呼。当然也有其它领域的学者在乡镇经济和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上，也曾经做出贡献，像费孝通、陆学艺、新闻记者出身的吴象。尤其是1980年代初连着发出了五个一号文件，是杜润生带着一帮非常活跃的中青年经济学家，起了一般经济学家所起不到的作用。

　　我觉得耗费中国经济学家脑汁最多，直到现在还没有取得满意答案的是国有企业改革。这是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做出贡献的第三个领域，或者说第三个方面。

　　国企改革我们走了很多弯路，其中走了将近十年的弯路就是承包制，当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承包是国企改革的根本出路，结果把产权改革也回避了十多年。现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有点滞后，结果赶着来改，改得有点急，搞成运动式改革、政绩式改革。一个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当中出现了“内部人主导的改革”，“自己定秤自己做买卖”，不透明，存在很大不公；再一个，就是改革不配套。砸了“铁饭碗”，没有“大锅饭”做垫底，我们的社会保障没有及时跟上。但造成这个结果，我觉得与我们国家的整个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有关系，和主张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无关。对国企改革做出贡献的有：蒋一苇、马洪、高尚全、吴敬琏、厉以宁、杨启先、刘诗白、周其仁、张维迎等。

　　其实，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何止这三个方面。深圳成立特区、海南建特区省、加入国际大循环、资本市场的设立和规范、电信分拆、西部开发、浦东综合改革实验区的设立等等，在很多重要关头我们都能看到经济学家的身影。另外，还有一批经济学家出身的学者型官员他们仍然奋斗在改革与发展的第一线，如，周小川、王岐山、楼继伟、郭树清、李剑阁、陈锡文、刘鹤、陈元、宋晓梧、李克穆、范恒山、石小敏、王建，等等。

　　中国的经济巨变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他们参与其中了，这已经足够。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独有的幸运。

　　经济学家的独立性将越来越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感觉经济学家有这么三代人。第一代人是王亚南、薛暮桥、孙冶方等这一批经济学家。这些人是早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这些老一辈经济学家直接参与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政策制定；第二代就是高尚全、吴敬琏、刘国光这些人，他们既有经济学的学养背景，同时又得到体制内的承认。政府经济学家，奏折经济学家；我觉得第三代就是周其仁、林毅夫、张维迎这一代。这一代，学养越来越深厚了，政府背景也越来越淡了，他们的独立性会更强一些。

　　经济学家在以后的中国改革中仍然会扮演很重要的作用，因为经济发展是基础。再一个，我们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许多工作需要经济学家去做。也就是说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重。而完善这一体制至少还需要10多年时间。

　　之所以经济学家这几年这么幸运，一个方面他们冲破了一些旧的观念，正如一些批评者所说，他们建立了新的“意识形态”。法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他们不是不想说话，但他们一说话就“出格”。也就是说，这些学科发挥作用的余地还很大。现在的改革处在攻坚阶段，改革越来越复杂了，也不能太苛求于某些个别的经济学家，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但经济学家也不能故步自封，要考虑在更加开放的平台上发挥作用，经济学家之间、经济学家与其它学科专家需要通力合作。

　　中国经济学家一方面做出了贡献，同时它和中国的经济实践来讲是不相称的。这么大一个试验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转型问题解决好了，按理说，获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都说得过去。现在还需要把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纳入到全球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当中去，这个事情，中国的经济学家还远远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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