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融合中的创造

　　杨蕾 刘文瑞

　　一般来说，只有那些具有世界级影响的名人，才会引起“过时了吗”的讨论。小人物是没有这种殊荣的。然而，韦伯在生前，恰恰是一个小人物。

　　想当年，马克斯·韦伯的命运也充满了坎坷。他立志于政治，命运却把他抛入学术 。他在大学教书多年，但长时期是见习讲师(冯克利先生翻译为编外讲师)，正式当上教授时间不多。他热衷于社会学，但大学要求他只讲经济学和政治学。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那些皇皇巨著多数还没有出版，已出版的也没多大反响。除了他的妻子以外，没有几个人认为韦伯是位伟人。也许，在一本正经的德国人面前，韦伯的某些绯闻影响了当时当地人对他的看法。

　　幸运的是，韦伯“墙里开花墙外红”，美国人帕森斯发现了他，向世界宣传了他。这真应了“距离产生美”那句名言。从40年代起，韦伯走红了整个世界。而且历时愈久，似乎愈能显示出他的老辣。60年代，德国人开始“重新发现”韦伯，

慕尼黑市还命名了一个广场为“马克斯·韦伯广场”。到了80年代，世界各国关于韦伯的研究成果车载斗量，汗牛充栋。人到了这个份上，当然就同平头百姓不一样，就有了是否过时的忧虑。

　　韦伯的学术，从褒义上说是博大精深，从贬义上说是庞杂凌乱。见仁见智，自有后人评说。一般都认为，韦伯在社会学、历史学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贡献，时至今日仍然有其价值，惟独在他提出的官僚组织理论上，有着较大争论。谈论韦伯过时与否，往往集中在官僚制问题上。

　　韦伯以其非人格化的、效率取向的、程序优先的官僚制理论著称于世。他的“官僚制”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的轰鸣声诞生，为西方工业时代的辉煌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社会，官僚制在“内适应”和“外适应”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弊病。因此，20世纪60年代起，就有对官僚制的不断质疑，尤其是本尼斯，在1966年断然宣布，从当时算起，25年到50年内就要为官僚制送葬。蓬勃兴起的民权运动，对西方的政治冲击不亚于30年代的经济危机，官僚制受到严峻的挑战。80年代以来，在官僚制最为典型的公共管理领域，从英国到美国，从

澳大利亚到新西兰，几乎展开了一场全球化的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企业界，人性化管理、网络组织、虚拟组织、学习型组织等等新的管理模式不断出现。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有一个强大的声音在呼喊着—抛弃官僚制！甚至有人私下认为，韦伯还是安安生生回归他的社会学吧，管理学已经不需要韦伯了。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得不回答的疑问：韦伯真的过时了吗？

　　恐怕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地观察和研究，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那些所谓的替代官僚制的东西，不管是新型理论也好，还是实用模式也好，不但没有抛弃掉官僚制，反而是在完善修补着官僚制。倒是那些没有同官僚制发生正面冲突的学术理论，在不动声色地消蚀着官僚制的基础。

　　在管理实践上，西方的新公共管理在政府领域的改革，“经理革命”在企业管理上的冲击，都没有上根本上动摇官僚制。恰恰相反，这些改革，基本上都是着眼于提高绩效，降低成本，所采用的方法都属于理性方法。没有一项改革是否定层级分工、减少理性因素、反对专业技能的。如果韦伯地下有知，肯定会说：感谢你们，你们在抛弃官僚制的旗号下，正是采用了官僚制的精髓。改革官僚制的尝试，正好验证了韦伯的断言：“官僚制本身纯粹是一种精密仪器”，“由于它内部的彻底理性化结构,使对它的‘革命’愈来愈不可能”。官僚制也有它的生命，伴随着它的运行，肯定会积累一些非官僚制的因素。天长日久，就好像一台机器被灰尘蒙住了光辉。20世纪60年代以后针对官僚制的各项改革，恰如给这台显得老态的机器擦洗污垢，清除杂物，抛光上油，紧固部件，反而使它焕发了活力。

　　在管理理论上，那些对官僚制提出挑战的观点，最后也落入了官僚制的窠臼。比较典型的，如西蒙的组织行为理论。西蒙对整个古典管理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当然，他是主要冲着泰罗和法约尔等人去的，但是，古典管理理论中的理性和效率，把韦伯与泰罗、法约尔绑在了一条船上。所以，批评泰罗、法约尔，也就捎上了韦伯。按照西蒙的观点，古典组织理论的致命弊端在于它是机械的，过于理性化的，人变成了组织机器和的齿轮和螺丝钉。但是，西蒙自己对决策程式的研究，对人工智能的热衷，对计算机在管理中运用的探讨，使他自己也带上了“机器化”的色彩。厄威克正是在这一点上，不无挖苦地说道：“西蒙教授是这样热衷于电子计算机，但其他著作家有哪一个批评他采用了一个‘行为科学的机械模式’呢？”最要命的是，西蒙虽然在《管理行为》中用“有限理性”否定了“完全理性”，但他仍然立足于理性，而且在论述组织的作用时，特别强调组织能够克服理性限制，提高人们的理性水平。这样，西蒙绕了一个大圈，在重视理性的问题上与韦伯殊途同归。

　　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了“范式”(pardigm)的概念。时至今日，范式作为一种科学研究中的分析模型，已经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在《必要的张力》一文中，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建立完善范式和打破范式两个阶段。学术研究首先是建立一个范式(如经典物理学中的牛顿体系)，然后是不断完善范式，当新的东西在旧范式里容纳不下时，就提出了打破范式的任务。科学的发展既可以表现为对范式的补充和完善，又可以表现为对范式的打破和重建。把范式这一概念借用过来评价官僚制，我们就不难看出，正是韦伯的官僚制，建立了一个研究组织与管理的前所未有的范式。韦伯以后的管理学，实际上一直在不断完善、丰富、发展着这个范式。迄今为止的组织理论，虽然有了一些突破官僚制范式的星星点点，但仍不具备一个替代韦伯的新范式雏形。所以，那些试图抛弃官僚制的改革实践，到头来只是在这个范式上添砖加瓦；而那些对官僚制的理论批判，多数都在崇尚理性这一点上补充着韦伯的理论。韦伯的官僚制范式，迄今还在主宰着世界。

　　当然，官僚制理论不可能永葆青春。但就目前的管理理论和实践而言，说官僚制已经过时为时尚早。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确实有可能抛弃官僚制。笔者以为，在当前的社会科学理论中，真正能够对官僚制形成挑战的理论还是来自德国人，这就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官僚制的理性，在语言哲学中属于“独白”，交往理性所强调的“对话”，有可能突破官僚制的层级结构。而一旦层级结构不复存在，就会对官僚制范式形成解构。不过，这是今后的事了。一个时代只能解决一个时代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我们眼下最为欠缺的，正是韦伯倡导的理性精神。

　　退一万步说，即使官僚制过时了，也不等于韦伯的过时。人类历史上有许多弥久弥新的思想，值得我们永久敬仰和尊重。例如，雅典城邦早已成为历史的遗迹，但我们谁也不能说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已经被历史淘汰；春秋时代是遥远的过去，但中国不会忘记孔子与老子。如果官僚制有进入历史博物馆的一天，那也就是韦伯永远被人纪念的新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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