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达：金融巨匠 学界宗师

　　金融巨匠　学界宗师

　　——访创建中国金融学科体系的开拓者黄达

　　本刊记者　陈翎

　　“已经是第56个年头了。”

　　坐在自家客厅的灰蓝色沙发上，黄达回忆起自己的治学经历。客厅的墙上悬挂着著名书法家沈鹏题写的“宁静致远”四个大字，笔力雄浑。居室里陈设简朴而富有品位。墙角处摆着一个鱼缸，色彩鲜艳的热带鱼在水草间游来游去，为这个书卷气浓厚的居所平添了几分自然的气息。

　　他声音洪亮，思维缜密而敏捷，步履间没有老年人的迟缓，让人难以想见这是一位年愈八旬的老者。言谈中，他不时用手扣击木质的沙发扶手，讲到兴奋处，语调不自觉地提高，诙谐、形象的话语不时引发笑声，

幽默而不失儒雅。早就听说黄老是个很和蔼、生动的人，我的思绪被他快速跃动的话题引领，采访从他最熟悉、最钟爱的领域——金融学科建设开始。

　　一生献给中国金融学科建设

　　2004年年中，一部近百万字的《金融学》在黄达的主持下终告完成。

　　“凡进入金融专业，欲窥金融殿堂奥妙的，首先必须学习这门基础课。”教材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而基础课程教材更是要能够支撑起整个学科体系的大厦。编写能够流传后世的教材自古是教育者的最高理想，而能够主持编写教材的也都是学科的集大成者。一本好的教材，影响的是几批甚至几代人。在教材和专著间，黄达更看重的是教材。

　　在56年的教学经历中，编写教材占据了黄达大部分时间。在2005年集结出版的 6卷《黄达书集》中，共收录了他的11部著作，其中教材有5部。这些教材都是当时全国最通行的金融学教科书。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这些教材的内容不断充实、变化，成为新中国金融学科发展的历史阶梯。

　　1957年，《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本金融学科方面的教材。出版后，全国普遍采用，直到改革开放之初。西南财经大学的曾康霖教授提起这本“蓝皮书”,依然记忆犹新，称之为自己学金融的 “启蒙书”。

　　1959年，《货币信用学(上册)》出版。在这本书中，学科框架和学术论点已经不完全照搬苏联，有了中国学者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的体会和根据中国情况自己概括出来的看法。

　　1981年，《社会主义的财政金融问题》出版。全书的设计已经完全摆脱了新中国建立后苏联教科书对中国金融教材的影响，首次建立了一个把货币、价格、资金、财政、金融连接为一体的学科体系。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学习金融学、财政学的学子们大多由此获得了对货币、银行、财政的知识体系。

　　1992年，《货币银行学》出版。这本教材的内容已经扩展至货币金融所涉及的各个方面，不论是理论体系、知识结构，还是篇章布局、行文表述都堪称典范。它是整个上世纪90年代以至目前仍在广泛使用的最权威的教科书，使数十万学子受益，并获得了数项荣誉：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4年，《金融学》出版。

　　为了潜心编写《金融学》，从2001年春夏开始，有近两年的时间黄达闭门不出，基本上与外界断绝了联系。“编教材是很费时间的”。到2005年《金融学》精要版出版后，有大半年时间黄达“不知怎的，身体感觉不太好”，可能是这三年多的时间耗费了他太多的精力。

　　黄达当主编有个很大的特点，他要求参与编写的人提供素材，但用还是不用，怎么删改，最后由他这个主编决定。有些内容他觉得不完善或过时了，他补充；有些内容他觉得有出入，就自己查验资料，推翻重写。他编的教材里既有集体的实践和总结，又有很多他个人的思想、科研成果。

　　北京财贸学院的一位老师曾经开玩笑说，别人的书可以抄，但黄达的书不能抄，他的书里都是他自己的真知灼见，行文语气都是他特有的风格，一抄就看出来了。

　　在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上，黄达反复强调并一贯坚持的是必须要有“中国味道”，尝试与实际结合、与中国国情结合的努力一直贯穿在黄达教材编写的过程中，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解放初期，各行各业都学苏联，金融专业教材也完全照搬，分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和信用，多是反复讲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在机制、规律等方面却讲不出多少内容。于是黄达与他的同事们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尝试把两门课并成一门课，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下在货币银行领域共同的东西。1959年，《货币信用学(上册)》出版，为了显示与西方课程有所区别，未采用“货币银行学”的名称。但这样的理论尝试在当时颇有混淆两种制度本质区别的风险。1960年秋的一次政治运动中，因为这部教材，黄达曾一度遭到持续半年的严厉批判，下册也因此夭折。

　　改革开放后，在教材的编写上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已经有很好的货币银行学教材，没有必要编写中国自己的教材。这实际上是全盘照搬的思想。黄达却认为，在中国的讲坛上，面对中国的学生，讲授货币银行学，就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他常说，翻译的教材，是外国的教授以外国的背景写的，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学生，如果只用外国课本，就会出现学生学在本乡本土，却不了解国情的现象。因此，在他编写的教材中，始终坚持尊重自己多年的教学积累，并以自己对这门课的领会、理解为主心骨，尽力借鉴、吸收西方知名货币银行学教材的内容，力求简明地把中国金融领域的背景交代清楚，把握马克思经济学的精神实质，不教条，也不为简单排斥马克思经济学的思潮左右，并始终贯彻改革的精神。《金融学》教材的编写集中体现了黄达对中外金融学科理论框架的思考，在中国金融学科建设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兴趣始终在学术研究上

　　“虽然当了学校的领导，但我的关系一直留在系里。我是要回到系里去的，我的兴趣还是在学术上。”黄达这种长期一贯的对学术研究的专注令众多学者敬佩，56年来，他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的专业——金融学，其中主要是货币银行学。即使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行政事务最繁忙的时候，黄达仍然笔耕不辍，年年都有高质量的论文发表。

　　“我不愿意当校长，不想干。从1983年开始，由于工作需要，我担任了几年学校行政领导职务，但我还是挤出一些时间搞研究。”

　　1984年，黄达出版了他最富盛名的理论专著——《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该书针对改革开放后经济生活相继出现的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信贷规模急速扩张和信用膨胀、财政收支从节余转向赤字、建设资金需求与供给矛盾扩大等问题，建立了一个系统分析框架，把货币流通与市场供求平衡、信贷收支、财政收支放到这个统一的大框架中进行宏观分析，深刻揭示了信贷收支与财政收支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财政信贷统一平衡对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个分析框架虽然是就计划经济体制搭建的，但从货币角度分析宏观经济运行，则具有一般市场经济的适用性。该书获得了1986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对很长一段的行政决策产生了较深的影响。

　　这本书出版后的20年间，“虽然笔耕未辍，但自己总感到没有能够再次达到这段研究所曾经达到过的水平”。在《黄达书集》的前言《足迹》一文中，黄达提起那段时光，有欣慰，也有遗憾。

　　“1985年，袁宝华来人民大学当校长，我相当于常务副校长，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管，在最初的三四年写的东西就比较少。那时候，每年我都给袁校长打一份报告，说已经干了一年了，不想干了。可袁校长说，再过一段时间，我也不干了，咱俩共进退。只好再干下去了。但再忙的时候，我坚持两条。一是晚上不开会，白天开会提高效率。管理要有方法，不要不相信别人。能干到副校长、系主任的，都是能人。依靠大家干，自己就可以挤出点时间。二是坚持每学年给学生开一次课。那时候，讲课是最优先的。只要有课，什么会都可以不去，哪怕是国家教委的。只要你讲课，就要备课，就要关注学术动向，就不会丢掉专业。”

　　在黄达的治学生涯中，我们既能看到他勇于冲破传统思想束缚、大胆质疑的魄力和作为，又能看到他谦逊、冷静、严谨的治学品格。

　　质疑需要勇气和敬业精神。“在黄达身上，始终有一种探求科学真理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升业教授说起自己的这位老同事心怀敬佩。

　　黄达发表出来的东西，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旦提出，从不轻易改变。生活中，他待人和气，对谁都不冷眼。但在学术观点上，他坚持原则，从不和稀泥。

　　1962年，黄达发表了《银行信贷原则与货币流通》一文，文章发表后引起广泛争议。文章对新中国建立以来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即只承认现金活动构成货币流通并作为社会主义货币流通特色，提出了质疑。在强调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基础上，文章就两个理论问题提出了新见解：一是关于货币流通范围问题，在当时只把现金视为货币的背景下，他认为，现金量与存款量之和构成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货币量，现金与存款的运动构成与商品流通相对应的统一的货币流通；二是银行信贷与货币流通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在中国现实经济生活中，货币流通是以银行信用为基础的，银行贷款的扩大与收缩直接调节着流通中的货币量。尽管这些观点现在已经写进了教科书，但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提出这样的观点要有勇气和理论准备的。

　　1979年，黄达写了一篇有关物价方针和通货膨胀的文章，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的第6期上以《试论物价的若干问题》为题发表，引起多方面的关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普遍把低物价当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看待，黄达对物价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认为人们对物价问题的上述认识显然是一种误解。他认为：不合理的比价必须调整，而调整比价将会使物价水平有所提高，所以物价水平会在时而平稳时而有所提高的交替过程中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只要把物价水平的变动控制在调整比价所必需的限度内，就不会成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障碍。反之，比价不合理的矛盾越积越多，于经济发展不利。根据这一认识，他提出，对于基本稳定的物价方针，应区分为短期和长期来理解。作为短期的物价方针，要尽可能控制物价水平上升的幅度，不使相邻年度之间有跳跃性的波动；而作为长期的物价方针，则应允许物价水平平稳地、小幅度地慢慢提高，采取这样的方针绝不等于实行通货膨胀政策。黄达可以说是我国首批参与价格改革论证的经济学家之一。

　　冷静、谦逊是黄达的为人，也是他从事学术研究多年的习惯。对于他不熟悉不了解的，他通常先就公开讲自己不懂。对于近年往往见诸报端的名词、概念之争，黄达说那至多是“看着热闹，对学术研究没有多大意义”。碰到这种时候，他总是尽量回避。在媒体热热闹闹的炒作中，我们很少听到他的声音。然而，他也无可奈何地承认，“有时，想躲避也躲避不了，在世纪之交，为了澄清 ‘金融’这个词的用法，我几乎陷进近一年的时间”。他出言谨慎，不随波逐流，不信口开河，不轻易发表观点。“重要的是经济现象后面的规律，只要能把相互关系说清楚了，叫A，或叫B都没有关系。”

　　黄达不与人在学术上争执、商榷，他表明自己的观点，但不攻击别人的观点。在他编写的教科书中，各学派均有介绍，但不评论。在指导学生做论文时，如果学生对前人观点有批驳，他总会问一句，“是否真正理解了前人的意思”。他认为，前人的观点能够流传下来，是经受了时间的检验的。在他看来，能否经受时间的检验是衡量学术研究价值的一个标尺。

　　生活中的黄达豁达洒脱，但在学术研究中很严谨。尽管已经毕业多年，现在北京市国资委任职的郭浩博士说起自己的老师仍然心怀敬畏：“黄老师的标准很高。提交论文前，你自己就先要在心里反复掂量，这样能不能给黄老师看。交给黄老师之后，他看得很细，有时候要反复两三次，他连标点符号都要改。他的学生平均就读年限都比较长，黄老师这里不好过关，当他的学生都有这种心理准备。”

　　黄达十分重视文化的积累和传承，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1995年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已经明确，中国金融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几项重要的金融立法先后出台，金融体系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盛世修典。这一年，黄达出任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并作为主编之一指导和参与了大型工具辞书《中华金融辞库》的编纂，这是有史以来我国用现代方法编写的第一部大型综合性金融辞书，共计520万字，收词14800 条，耗时三年多，邀请了几乎所有从事金融理论和政策研究的资深专家参与讨论，可以说集中了全国第一流专家、学者的智慧，堪称经济类工具书的“精品”，1999年被评为国家辞书奖二等奖。

　　黄达十分重视古人的思想成果，他认为 “以今非古，学到的只是没有厚度，其薄如纸的学问”。他指导学生时，推荐他们读《盐铁论》，他认为无论是思想还是文字，该文都堪称典范。在《黄达书集》的出版座谈会上，他用“古今中外、含英咀华”来概括自己从事金融基础理论研究所秉承的思维框架。他认为，在金融理论建设中，不能像新中国建立初期那样，拒绝西方，拒绝新中国建立前的研究成果，漠视本民族的古代思想，而要吸收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同时，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学习以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并在指导市场经济实践中得到验证的西方经济理论，但也要注意防止全盘照搬的倾向，没有充分的咀嚼，就没有消化吸收。黄达的经济思想都融入了他睿智的哲学思考，体现了他在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深厚功力。

　　“立足本土、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严谨治学”，这是在《黄达书集》出版座谈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对黄达治学精神的高度概括。“黄达教授的学术思想，对新中国财政金融学科的形成和建设，对财政金融理论的发展，具有开拓性的贡献。”吴晓灵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六年来，经过以黄达教授为代表的几代中国金融理论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已经为中国金融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为中国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不悔今生执教鞭

　　1925年2月22日，黄达出生在天津，儿时家境可衣食无虞，梦想当一名像父亲一样的工程师。但上初中时，父亲因病早逝，家境日渐贫寒。高中毕业本想报考工程专业，但一场严重的伤寒病彻底粉碎了他的梦想。为了糊口，他当过旧政府中的小职员，做过私人小照相馆的伙计，也在亲戚家里打过“秋风”。世态炎凉，人世间这所大学教给他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1946年春天，黄达从北京西山进入解放区参加革命，先在华北联合大学政治学院财经系学习，后又辗转成为政治学院的研究生。虽然进入的是财政系，但主要是学革命的大道理。

　　“虽然也想‘革命成功之后’还是学工，但当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之际，被分配从事经济理论教学，也就欣然接受了这一决定终身职业的安排。”黄达回忆说，“刚做教师的时候，在科研上投入的精力是很多的。那时候基本上是住在学校，结了婚也是一周回一趟家，平时就在学校里看书。现在人大东门的花园，过去是篮球场，每天下午 4点钟大家就都出来了，活动活动，打打球，6点钟去食堂吃饭。那时候生活很单纯，不像现在的年轻老师，有收入问题、房子问题、婚姻问题、职称问题，分心的事情太多。我们那时候开会也很少，旅游也就是组织大家去个颐和园什么的。”说起这段时光，黄达颇为留恋。在他的心中，“能够在虚幻的宁静世界中参悟学术的真谛”也许是最大的幸福。

　　“知识分子嘛，就像鲁迅说的，‘躲进小楼成一统’，自己感觉自己好像是升华了，不管旁人理解不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说起自己的导师来，喜欢用“超乎想像”这样的字眼。“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没有‘五七’干校农场劳动的耽误，没有在黄金年龄段就遭遇的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的缠绕，以黄老师的智慧、才气和勤奋，他能贡献的东西肯定会超出我们的想像。”

　　在黄达看来，任何经历都是一笔财富，社会经验的积累会使学术研究进入另一种境界。“没有对人生的领悟，恐怕经济理论的奥妙之区是很难进入的。”他看问题总是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这可能与他的阅历有关系。

　　早就听说黄老家里最好的房间是做书房的，向阳、宽敞。“过去的房间太小了，书没地方放，也没办法招待客人。”书房周遭都是密密麻麻的书，只在中间辟出块地方摆着书桌。“这是专门找人设计的，你看这个书柜是可以活动的，后面还有一层。”噢，要是黄老不说，还真没有发现这里还有机关。书柜是前后两排，前头一排安在滑轨上，可以像推拉门一样来回移动。“还把这堵墙向后挪了一下”，为了扩大书房的容量还真想了不少办法。

　　宽宽的书桌上立着计算机的显示器。黄达的好学是出了名的，他70岁开始学电脑，现在完全可以自己制作课件、制图、画表。黄达喜欢研究历史，书房里专门有一个书柜，整整齐齐码放着24史。“这是中华书局最好的版本，是文革的时候，我一本一本买的，一块多钱一本，好不容易凑齐的。”提起自己的心爱之物，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书法是他曾经的爱好。“过去当校长的时候，总有人让题个词什么的，那段时间写的比较多。人家说‘黄校长的字有书卷气’，咳，其实是说你没有功底，只是有点文化底子。”黄达不时拿自己调侃一番。“搬到新居后本来还想摆个案子，写写字，但后来设计来设计去也没有挤出个地方。现在也不怎么写了。”

　　“有时候散散步，现在到了只能散步的地步了。早上有时候自己做早饭。碰到喜欢的球赛，就看晚一点，喜欢对抗性强点儿的。2006年主要是整理手头的一些档案材料，关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的。”

　　仁者高寿，德者延年。我们在心里默默为黄老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