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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认识杨小凯超过20年了。最早认识他是在1984年他去美国之前，一起聚会在蛇口工业区。那时蛇口已经开放了一段时间，遇到问题，有争议，记得是袁庚先生的一位助手介绍实际情况，大概有一天半时间，参观考察，大家讨论。我在当时做过一些包产到户的调查，对农村以外的问题了解很少。因为小凯在，他有很多反应和评论，使我觉得农村和农村以外
的很多问题是相通的。
然后就是1987年，他回国期间，我到他住地接他去当时的发展研究所做学术讲座，又送他去下一站。就是来回路上在车里的时间，他讲了很多意见，有的很尖锐，主要是批评北京一些当时参与所谓决策研究的年轻人，知识不够，不过因为靠近权力中心，就非常自以为是。那时我自己在杜老领导下参与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不算靠近权力中心，但也沾了一点边。小凯的话让我警惕自己不要犯这种毛病。
我到美国访问、留学后，见小凯的机会不多，每两年大概有一次。但是他写的东西我一直看，其中他在《知识分子》杂志上访谈张五常的记录，我一直保留在手边，是阐释产权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一篇重要文献。后来他有一篇研究中国农村改革的文章，拜读之后我作了回应，他后来几次提到很高兴看到我的回应。
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天则所讨论“后发劣势”的会上。“后发劣势”是小凯提出来的。那天听他讲演，大家讨论，我也提供了一个评论意见。“后发劣势”不是与“后发优势”并行的概念，更不是对立的概念。小凯当然知道发展中经济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比如技术、资本、信息等等方面，可以从先行发达的国家那里“借光”，无须完全靠自己，所以经济上有很多后起之秀，追的速度可以很快。小凯看到了这一点，但想到更深的一个层面，就是由于存在着后发优势，可以拿到“后发红利”，所以对制度方面的改革掉以轻心，认为不改不是也很好吗，甚至认为自创了新的人类文明。他担心由于问题被掩盖，实质改革提不上日程，最后等到发作的时候，来不及了。他举了前苏联的例证，还有其他的，很有说服力。我们国家这些年的增长主要靠改革推动，不过还有很多核心部门的改革没有提上日程。经济的速度已经很快，成就也足以傲人。在这种情况下，听听小凯的意见，警惕“后发劣势”缠住中国未来持续增长的手脚，没有什么坏处。
从小凯那里受教益最深的，就是他对现在举世赞赏的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一直持有清醒的保留和怀疑。这种保留和怀疑并不是情绪化的表达，更不是因为他本人境况不佳，而是来自他对中国发展面临问题的深刻体验，来自他自己在学术方面的长期探索。小凯认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劳动分工水平。经济增长不单依赖分工，重要的是依赖分工水平的不断提升。要提升分工水平，就要解决更高水平分工的协调问题，其中制度条件非常关键，核心就是产权制度。
这些认识现在为许多学人分享。但是小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更往前走一步的地方。他不认为产权仅仅就是经济学家认为哪一种好，大家呼吁把它变成现实就行了。产权的选择要受到很多其他制度安排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或政制的影响。因为国家是惟一掌握合法暴力的权威机构，控制着强大的社会强制力。如果国家的行为不上轨道，私人产权的普遍、长期、稳定的保护就谈不上，就难以上轨道。私人产权不上轨道，整个市场的基础就怎么也弄不起来，或者歪歪斜斜，不可能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可靠基础。小凯当然看到中国经济成长的成绩，但他也认为，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让我们说，国家、私产、市场等这一套协调分工水平不断提升的制度基础已经很稳固了。正是在这一点上，小凯始终对“中国奇迹”有一点保留。他后来关注宪政经济问题，提出“国家机会主义”的概念，区别所谓“好资本主义与坏资本主义”，特别是上面提到的警告世人要当心“后发劣势”，我的理解都是由此而来。
最后，我想说，小凯可能是很难安息的，因为他的工作，他探索的问题都不容易让他安息。但是我们还是要劝他安息，因为他勇敢地另辟路径，留给后人重要的学术和思想问题。小凯的思想，与前辈中国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如顾准先生的思想一脉相承，构成研究经济问题的一个学术传统，一定会激励一些后来人继续做工作。
(本文是作者在北大朗润园纪念杨小凯座谈会上的发言，刊出时作了文字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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