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如何满足新生代民工

　　赢周刊记者 赵瀚之

　　对话嘉宾：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

　　用工企业胃口被惯坏了

　　赢周刊：从2003年珠三角开始出现民工荒至今，三年过去了，珠三角的用工形势仍然严峻，尽管不断有新的民工加入到珠三角的打工队伍中，但情况似乎并未得到真正缓解，刘博士您多年来一直从事民工问题研究，并在许多领域取得了较大成就，国内外影响很大，而您在珠三角企业和民工群体中的许多培训指导等实践工作，则使您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因此，想请您谈谈2006年珠三角地区的用工形势。

　　刘：劳工短缺的问题，我觉得应该说2005年比2004年还严重，很简单，珠三角出口工业继续增加，用工跟不上需求，另外根据韩国的经验，现在的中国与韩国1975年、1976年的情况有些相似，当时也有学者认为韩国出现了劳工短缺，但是很多人不相信，真正到了1985年问题全面爆发。中国的情况没那么严重，2003年情况出现恶化，实际上2001年前后这个情况就出现了，2004年明显恶化，最严重的是广东，因为广东用工本来就大，我看到北大一位教授做过一项研究，把全国1985年以后出生的劳工加在一起，跟全国的劳工需要合在一起，这个数量远远不够。因为这么些年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把企业胃口惯坏了，要女工就要17-25岁的，情况将发生变化，我相信2005年这个数据变得更小，20岁以下的劳工更多成为主流，也就是“80后”成为主流，我们知道，8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根本没那么多人。

　　赢周刊：那您和您的机构有否做过这方面的样本调查与分析呢？比如2003年、2004年、2005年以来各个年份的劳工短缺情况。

　　刘：有过，我们的调查显示，2005年比2004年严重得多。因为广东2005年经济继续高速增长，这个增长的部分就必然需要相应的劳工来填补空缺，而且，这一缺工现象不仅仅是珠三角存在，长三角也同样存在，就连江西、山东也都存在严重的缺工现象。

　　珠三角的劳工数量2004年比2003年年减少了8%左右，2005年又比2004年减少了8%左右，所以，我觉得2006年比2005年也不会少于8%。去年春节前，从深圳返乡的劳工总量大致在750万左右，至少有100万不会再回来了，这个新增到底有多少呢？

　　但是这边的工资增长却没跟上来，而长三角目前的平均工资则要高于珠三角，不仅看收入这一块，还有其他的软待遇，比如说上海，它就不分关内关外。再从经济收入上看，苏州平均工资是620元/月，而深圳关外只有580元，扣除

社会保险后就只有500元/月。

　　这些年我在长三角做过一些调查，发现有不少劳工就是从珠三角流动过去的，特别是江苏、安徽籍的，甚至传统属于珠三角势力范围的广西籍、四川、江西籍的也有不少流动到了长三角。而根据我们过去的研究，一个人去了之后，他一般会带上五六个人去。这个数量是很可观的。

　　赢周刊：您有无做过从珠三角转移到长三角的民工规模方面的调查研究呢？

　　刘：做过一些研究，总体感觉是量比较大，这里面也不仅仅是转移的问题，而应该是正常的流动，因为工人他还有一个人群环境的考量。比如说我在宁波调查时了解到，雅戈尔属下的一个纺织厂，其中有一半人都是来自珠三角的一家大型纺织企业，就是他们的组长、管理拉过去的，比如浙江人原来在这边开的服装厂，技术工人则是江苏人，现在那边机会多了，它迁回去，自然也把工人拉过去。整组整组成编制的就过去了。

　　不能说是转移，因为长三角的发展起步比较晚，它的发展必然会对珠三角的劳工分流。钱都差不多，年轻人打工也是更愿意多跑些地方，多增广些见闻。

　　赢周刊：您对长三角的劳工情况进行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又长期在珠三角地区进行劳工研究、培训和权利启蒙，作为劳工来说，除了两地在工资上有些细微的差别外，您觉得他选择长三角而走出珠三角的其他因素还有哪些？

　　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长三角那边的管理相对要人性化一些，因为那边历来都是比较富足的，当地很多企业都是由乡镇企业、国有企业转型过来的，而这些企业都是以本地人为主，自然对工人就不会那么严厉苛刻，也没有那种歧视的传统，不像东莞人那样看不起外地人，对工人苛刻，不给休息、不给加班工资等。发工资被人打劫的情况就比较少。

　　新生代民工是怎样的一群

　　赢周刊：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了，民工这个群体也出现了一些代际上的分层，尤其是随着“80”后一代民工逐渐成为新环境下的劳工主体，对于企业来说，在相关用工以及管理方式上面，就可能要作出一些新的调整，您觉得新生代民工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刘：第一代农民工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于80年代或90年代初进入城市；第二代农民工生于80年代，于90年代末或新世纪初进入城市，生于70年代的农民，则属于其中的过渡一代。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为：年龄普遍较小，多在25岁以下，“80后”越来越多，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的一代；基本没有务农经历，但受学校教育的程度高；从进入城市打工的动因看，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赚钱作为第一目标，基本上是单一的经济型目的，新生代民工则还包括“习惯外出生活”、“羡慕城市现代生活”和“外出能够享受现代生活”等目的，其外出动机具有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的特点；对制度性身份的认可在减弱，农民身份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涵义；部分人开始试着去认同当地社会。这些人基本没有饿过，至少30%还是独生子女，我们的调查显示，“80后”的男工里面，80%没有寄过钱回家，50%没有积蓄，女工也有30%没有积蓄，50%女工没有寄过钱回家。他们这代人的生活背景决定了他们更容易情绪化，更敏感，容易酿成罢工等群体性事件，使得劳动争议事件增加，流失率增加，非理性事件增加进而降低劳动生产率。

　　他们出来固然是为了赚钱，但更重要的还是寻求发展空间，在一个企业如果看不到发展空间，他就很容易流动。按照现在的惯例，一个工人突然辞工的话，他就至少要损失三个月的收入，旧厂一个月工资的押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以及新企业第一个月工资滚入押金，但新生代民工仍然不惜经济方面的损失，往往因为冲动而匆匆辞职，这些现象说明，在新一代民工眼里，企业的社会环境、生存发展预期等才是他们最主要的流动选择参数。

　　政府，你该如何作为？

　　赢周刊：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劳动力市场表现为以卖方为主的市场，一方面又存在大量劳工基本待遇得不到保障的现象，人们往往将这归因于黑心企业主的良心问题，并进而对市场经济制度本身产生了怀疑和批判，您如何看待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

　　刘：不能把所有责任都归罪于我们的企业家，尤其众多中小企业，他们的日子其实过得非常艰难，他们每年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税收，这里面我认为政府就应该尽更多必要责任。

　　国家统计局公布，2004年全国农民工月平均收入539元，而同期城镇工人是1335元，也就是说，因为雇用农民工，雇主每人每月可以节省796元。全国因雇用农民工而节省的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8.5%，这大体相当于中国当年经济增长的速度，这还不包括福利、保险的节省，可以说是农民工的劳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我们仍然以深圳为例。深圳市总人口有1200多万，其中户籍居民只有171万，外来人口中80%是农民工，深圳64%的税收靠制造业，而制造业里85%的员工是农民工；深圳就业的户籍人口不到100万，其中有10万左右是公务员。深圳80%的税收是农民工所在产业创造的。但是，农民工很少能享受到他们所创造的税收——2004年深圳税收1183亿元，地方财政开支425亿元，这些钱基本上花在了171万深圳户籍人口身上，其中10万左右的公务员受益最大。

　　深圳是全国少有的几个收外来工子女借读费的城市。算一笔账，深圳800万外来工，子女在深圳的不会超过100万，只要财政拿出10亿，即每位身上摊上1000元，就可解决全部外来工子女上学的问题，而有了这些保障，相信就有足够理由留住农民工。

　　刘开明

　　文学博士，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

　　1965年出生于广西柳州一个农民家庭；

　　199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

　　2001年3月，创办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致力于劳工权利、企业社会责任和工人教育的研究倡导工作，担任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国际乐施会关于劳工状况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全球研究项目的专家。

　　出版有：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与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身体的价格——中国工伤索赔研究报告》(

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