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风范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留美经济学会举办了一个小型活动，为我提供了一个对D·盖尔·约翰逊(D. Gale Johnson)教授表达纪念和感谢之情的机会。很多话，他在世的时候没有机会对他讲，现在很想讲出来。

　　我第一次见到约翰逊教授是在1990年8月。那时我刚刚结束在科罗拉多州的布得(Boulder)的英语学习，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做访问。记得到达后的第二天是星期日，马上跑到位于59街的芝大社会科学大楼四层的经济系去“朝圣”。楼道里很安静，办公室的门都关着。正在看过道墙上的照片，一个套间办公室的门打开了，走出一位老者，正是约翰逊教授，星期天他还在那里工作(后来才知道他几十年如一日，从来如此)。他当然不认识我，虽然正是因为有了他亲笔签名的推荐信，才使我有机会到芝大经济系做访问学者。

　　从未谋面怎么可以得到约翰逊教授的推荐呢？“秘诀”很简单，就是经由他中国学生的介绍。在芝大校园，没有谁不知道，约翰逊教授总是带了一群中国弟子的。他的高足之一、文贯中教授后来告诉我，向约翰逊介绍一个人并不难，你只要说这个家伙做过一点农村调查研究，教授就非常乐意提供帮助。

　　是的，你只要与农民和农村的题材有任何一点哪怕微不足道的关系，你就很容易得到他慷慨大度的帮助。他帮助你，要求很明确，就是希望你更好地做研究工作，在知识方面帮助农民问题的解决。我在芝大访问时，老友宋国青也经约翰逊教授的推荐到那里访问，我们安顿好以后，一起请约翰逊教授到家里吃饭。也许为了表达谢意吧，那天做了不少菜。不料教授匆忙吃完，说了句“以后还是把时间花在学习上”之类的话就走了。我们很难为情，也很高兴，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

　　以后我与约翰逊教授的直接接触并不多，但是每次都感受到他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关心。回国到北大工作以后，有一年留美经济学会在成都专题研究农民工和农民流动问题。一个小组会上，参加者都是中国学者，大家讲中文，也没有传译安排，约翰逊教授靠一位中国学生做他的个人翻译，仔细听会。我记得译员有事离开时，他还坚持不走，似乎要证明，研究农民和农村问题不存在语言障碍。三年前在北大，约翰逊教授来参加会议不幸跌倒，送到

医院，大家很为他担心，不料次日他就要了轮椅回会场，继续参加讨论。

　　凡直接接触过约翰逊教授的人都感受到他的真诚关心，尤其是对农民、农民后代以及农民问题研究者的真诚关心。他的高足、我在CCER的同事赵耀辉教授介绍说，约翰逊教授本人就是农民出身，从年轻时就对提高农民收入问题感兴趣。美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减少了那里的农民，他就把关注力放到发展中世界、放到农民人数依然巨大的中国，关心那里农民问题的解决。他一定具有常人难以具有的巨大精神能量，才能有那样长时期的坚持。

　　但是，约翰逊教授决不是单靠同情和善心来处理农民和农村问题的。他早期的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说，政府对农产品的价格补贴并不能帮助农民提高收入。因为政府补贴农产品价格，其直接效果是提升土地地租，刺激农产品的供应超过市场的实际需求量，要求政府进一步干预市场，但对增加农民收入的贡献微乎其微。因此，这位农民出身的经济学家并不赞成补贴农产品的政策，虽然那是一般农民压力团体的流行主张。仅此一点，约翰逊教授就与直到今天还流行的凭愿望和意图、而不是凭经济规律的政策主张划清了界线。

　　约翰逊教授的晚年，花费了大量精力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经济的经验、教训和有待解决的问题。在讨论到对转型成功至关重要的“农业持续高效率的条件”时，他写过如下一段话：“尽管产权问题(包括清晰地界定私有产权)是难以解决的，但是产权问题的解决却是转轨成功的关键”；“模糊的产权是官僚专制赖以维系的根基。如果产权被很好地界定，官僚专制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对于我这样观察过中国的农村公社、自留地以及包产到户的人来说，教授的这些论断我很容易就做到过目不忘。

　　不少人包括一些西方学者不知就里，以为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仅仅靠市场经济的教义在讲话。约翰逊教授毕生高度重视经验的学术倾向，可以充分说明那些误解实在错得离谱。作为一个国际知名的农业经济学家，他亲历亲为到中国农村访问调查的记录，应该使不少脱离实际、靠媒体炒作的“名家”感到脸红——如果他们还会脸红的话。

　　多次陪同教授访问中国村庄的耀辉告诉我，约翰逊教授保持着连续看一个村庄历史变化的习惯。例如，1980年他和舒尔茨(T.W. Schultz)教授第一次访问河北饶阳县武功村以后，后来又多次到武功村调查，其中由耀辉当翻译的就有1991年和2000年两次。2000年6月25日，约翰逊教授已是74岁高龄，又刚刚装了心脏起搏器，但还是访问了武功村。这应该是教授最后一次到中国村庄的访问。不过此后他还是频繁地离开美国到发展中国家出差。芝加哥大学为教授去世发布的讣告指出，“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约翰逊教授还保持平均每年5次的出差记录”。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是2002年5月,距他去世不到一年。

　　一直不知道“学者风范”的含义，接触了约翰逊教授，才知道那是学者行为的一种高品位的标准。当然不是硬性的规定，而是一种感召，让你心向往之，就是距离很远也不放弃，就是要仿他、学他、靠近他。

　　衷心感谢约翰逊教授。

　　(2004年6月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杭州举行了一个纪念盖尔·约翰逊教授逝世一周年的小型座谈会。本文是作者在会上的发言，后来做了补充和修订。作者特别感谢赵耀辉教授提供的情况和她的修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