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津夫：如何治理高增长低就业

　　编者按：本刊2005年第34期刊出《中国经济高增长为何带不来高就业》一文后，引起各方热议，长期从事此项问题研究的白津夫先生看后，指出我们能关注此类问题的报道是件好事，但他看后感觉意犹未尽，认为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没有点到，特撰此文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与大家共同商榷。

　　★文/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白津夫

　　改革27年来，我国经济以平均9.4%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已越居世界第六位。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就业增长却相对缓慢，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呈下降趋势，形成“高增长低就业”现象。“高增长低就业”既是经济现象，也是社会现象。增长与就业不协调，既会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高增长低就业”现象严重

　　得出“高增长低就业”这个结论并非空穴来风。数据显示，进入新世纪，就业增长率虽然有所提高，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仍然存在较大差异，“高增长低就业”现象明显。2000年GDP增长8.0%，就业增长0.8%；2001年GDP增长7.3%，就业增长1.3%；2002年GDP增长8.0%，就业增长1.0%；2003年GDP增长9.1%，就业增长1.1%。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在改革初期，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会带动约0.4%的就业增长，但到了2000年，这一拉动作用降低到只有0.1%。而这种情况还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高增长低就业”现象的形成，一方面反映了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密集向资本与技术密集转变的必然趋势，这在客观上会使经济增长对拉动就业的规模缩减。另一方面，也有着深刻的体制原因。

　　重增长轻就业

　　首先在发展思路上，没有把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统筹考虑，比较普遍地存在重增长、轻就业的问题。加上过去主要以GDP来考核政绩，使得一些地方只重视经济增长指标的落实，不重视就业目标的实现，只注重发展技术密集型的大项目、大企业，不重视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和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加剧了增长与就业的矛盾。

　　其次在改革上，既存在着国有企业改革正常的下岗失业增加的问题，如近年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达2700万人。也存在企业改革重组的不规范运作，导致下岗失业不正常增加的问题。如有的企业重组只注重资产重组，不考虑人的安置，把资产拿走了把人却推向社会，进一步扩大了增长与就业的不协调。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继续深入，国有单位就业量仍会继续减少，今后3年仅国有企业实施关闭破产一项，还会有360多万名职工下岗失业。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看，虽然全社会总的就业量有所增加，但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就业人数相对减少，国有单位就业人员6638.8万人，减少168.8万人，集体单位就业人员867.1万人，减少103.8万人。

　　三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长期较快增长，但拉动就业能力却明显下降。从三次产业比较来看，2000年我国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26.4%、50.2%、31.8%；到2004年分别为15.2%、53%、31.8%。第一产业略有下降，第二产业有较大幅度增长，而第三产业没有变化。从三次产业的就业情况看，2000年我国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50%、22.5%、27.5%；到2004年分别为46.9%、22.5%、30.6%。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略有下降，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没有变化，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略有增加。比较可见，第二产业形成明显的“高增长低就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第二产业仍处在重工业化阶段，具有明显的排斥劳动力倾向；另一方面，第二产业发展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这也是近年外商投资的重点，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约70%集中在制造业。制造业本来资本有机构成就比较高，加上外资的推动，进一步加快了技术对劳动的替代，抑制了就业增长。相反，吸纳就业具有明显优势的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影响到全社会就业规模的增长。

　　四是外商投资企业规模增长的同时吸纳就业能力减弱。目前，我国利用外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超过40%，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达55.48%。但是，随着外商投资的增加其拉动就业能力却相对减弱。1985年至1990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贡献为2.63，即外商投资每增加1单位，可以创造2.63个就业机会，而在1991年至2001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贡献为0.549，呈明显下降趋势。这一方面是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变化的影响。目前，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中，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开发比重明显下降，外商独资经营比重大幅上升，从1985年的0.66%、1990年的不足20%，上升到1999年的38.5%。外商独资经营在吸纳就业方面明显低于其他三种方式。另一方面是由于投资方向变化带来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从最初的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通信、电子机械等高新技术领域转移。

　　五是部分行业的过度投资和重复建设，在做大经济规模的同时企业经营却难以为继，企业亏损或停产导致失业人数增加，形成新的增长与就业的失衡。如近两年投资最热的电解铝、水泥行业，今年上半年出现大面积亏损或停产，其中电解铝行业125户生产企业中已经有39户停产，55户净亏损；全国约有4400多个水泥企业，已经有1900多个企业处于亏损和微利局面，全行业上半年实现利润下降77%。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几个热门行业也同时存在，其对就业的关联影响不仅是短期的从业人数减少，而且是长期的就业增长放慢。

　　治理“高增长低就业” 刻不容缓

　　“高增长低就业” 会加剧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甚至有可能扩大社会不公平的矛盾，进而加大社会和谐的成本。因此，治理“高增长低就业”问题刻不容缓。

　　首先是提高对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的认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推进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而且要把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要从投融资、税收、技术服务、市场开发、信息咨询和人才培训等方面支持就业事业发展，调整金融、投资、税收和市场准入政策，支持私营、个体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一步发挥其吸纳就业的作用。

　　二是坚持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并举的发展战略。首先必须保证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通过经济发展去开发就业和扩大就业，通过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同时，必须转变发展观念，从过去追求速度的增长转向经济与社会、增长与就业协调发展。

　　三是通过结构调整从源头上治理“高增长低就业”。在不断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还要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发挥其大量吸纳劳动力的作用，特别是要加快发展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和中小企业，发挥其就业增长潜力大的作用。同时，要加强

宏观调控，防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避免经济出现大起大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四是通过城镇化重心下移，分解人口就业矛盾。目前，“高增长低就业”在城市集中显现，加上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向城市过快流动，城市人口就业矛盾进一步集聚。面对这种情况，仅靠加快大城市发展，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必须在促进大城市发展的同时，加快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发展，以此来分解人口就业矛盾。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重要的是把城镇化的重心下移，从过度注重大城市，转向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特别是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农村人口“就地转化”，以进一步缓解城市人口就业压力。

　　五是在深化改革中解决就业问题。首先要为国有企业改革支付必要的成本，包括安置就业和开发就业岗位所必须的成本。其次，要提高下岗再就业的组织化程度。在当前市场竞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下，要从下岗失业人员个体差异较大、竞争能力不强的实际出发，不断提高他们市场就业的组织化程度，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通过合理组织，提高整体就业能力。

　　六、鼓励“全民创业”，促进多种形式就业。要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充分发挥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形成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结构，落实积极促进就业再就业的各项优惠政策。改善就业和创业环境，在全社会形成创业就业的良好风气。

　　七、提高开放经济水平，争取更多国内外就业机会。要积极发展出口就业型产业。大力开拓新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市场，扩大出口，增加就业；要继续吸引外资，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不仅企业走出去，还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促进劳务输出和扩大境外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