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最牛的经济学家

　　宋梅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要找最牛的经济学家”，是我在2005年听得最多、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为了不辜负领导的殷切期盼，我要努力努力再努力。既然要找最牛的经济学家，自然要先搞明白什么是牛。同行告诉我：“牛，就是曝光率最高的，今天和某某PK，明天出席 某某企业盛会的；说简单点，就是名片上印的头衔多得你记不过来的”。哦，就这啊，那好办，搞清楚定义，找他们就容易了，搞定他们还不是小试牛刀。

　　网上一查，找人一问，这牛的经济学家还真是不少。我在百度上输入一位号称媒体红人的经济学家的名字，天呐，2005年，他的名字在各大媒体出现了40万次！行，就是他了。

　　我拨他的电话，占线，不灰心，再拨……“喂”，听筒那边响起浑厚威严的声音，电话终于通了。来不及管他耐不耐烦，我热情百倍地说明意途：“打扰您了，是这样的……”话没说完，经济学家在那头说，向我约稿的太多了，我事太多了，这样吧，我有稿时发你邮箱吧。还没等我搭话，电话已挂断。我握着电话，一会才转过神来：经济学家就是经济学家，说话也这么经济。

　　不管如何，他是同意赐稿了。半天之后，我欣喜若狂地在邮箱里看到了这位学者寄来的稿子，不仅条理清晰，最难能可贵的，是把学术内容写得如此生动活泼，简直“猛牛”！

　　这期稿子出来后，网上转载率很高。我正暗自高兴，一同事告诉我，这篇文章在某知名的财经媒体上也有。半信半疑中，我上网搜索：不会吧，岂止这家财经媒体，至少有四五家媒体同时发了这篇文章。同事对我说，被耍了吧，告诉你，据说，他的稿子都是他学生写的，同时发多家媒体拿多份稿费；他的学生就是搞新闻的，所以写的东西总能受编辑们的欢迎。我心里顿时有种被抽空的感觉，不是为了这篇稿子，而是我分明听到心里有个叫“最牛经济学家”的东西在倒塌。

　　当然，我的工作决定我仍要继续与经济学家联系。主编在我的生日

贺卡上写的是，希望将知名经济学家一网打尽。重任在肩呐。而我仍愿相信，在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交流中，我会在他们的博学中汲取专业知识并受到一次次心灵震撼。

　　但许多人越来越不相信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2005年成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多事之秋。自郎咸平之后，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一句“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再次引发舆论对经济学家问题的高度关注。一时间，民众和网络不绝于耳的批评和指责，使一向风光无限的主流经济学家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牛市变熊市？

　　与上次郎咸平引起的经济学界开会反击不同，此番面对丁学良近乎全面的质疑，甚至“只知赚钱不求学问”的批评，内地经济学家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一名受访者开玩笑说：“这次经济学家学乖了。当然，也可能是见识了网络这个‘茅厕’(一位经济学家曾说，网络就像公共厕所)的臭气后，怕了。”

　　银河

证券首席分析师左小蕾对我说，“这样说经济学家是不公平的，

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学家，在目前阶段，让获诺贝尔奖的国外经济学家到中国来，也未必就能适应这片土壤。对中国经济学家的未来，对他们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贡献度，我持乐观态度。”

　　在这位自称很阳光的女经济学家不断发出的爽朗笑声中，我感觉到，或许并不能把所有罪过归咎在整个中国经济学家群体上。在经济学家这个市场上，对经济学家有怎样的需求，就会供给出相应的经济学家。如果经济学家出了问题，那可能是这个市场本身就有问题。

　　2005年里，我为寻找最牛的经济学家而忙碌。

　　一天，我催命鬼似的让记者李萌快点交稿，末了还狠狠地加上一句：“记住，要找最牛的经济学家采访”；他皱着眉头的苦脸还清晰地印在我心里。对不住了，老弟，你不痛苦，就得我痛苦了。

　　2006年，我们共同为寻找最牛经济学家而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