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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培勇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用了异常浓重的话语，强调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其中，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第七部分第(21)条款这样一段话，：“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笔者体会，这里之所以用了“攻坚”以及“更大决心”等词汇，并不在于我们要进行的改革尚未确定方向，因而需要继续艰苦论证。因为经过20多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不仅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早已明确，甚至与此相关的各种具体改革项目的方案早已有之；也不在于我们要着手的改革复杂程度有多高，以至于需要借助高科技的成果才可能驾驭。因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历程的洗礼，我们不仅积累下了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经验，而且对于今后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也有了了然于胸的自信；更不在于我们拟议推出或亟待推出的改革尚不具备推出的条件，故而还需苦等适宜时机并积极创造条件。因为至少其中的有些改革项目已经谋划多年，许多必需的条件已经在这些年中逐步具备甚至超额完成。而是在于，目前我们要进行、要着手或拟议推出、亟待推出的改革事关既得利益格局的调整，特别要触动政府部门自身的既得利益格局。
换言之，在深化改革中之所以要攻坚，要以更大决心，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要攻破的是既得利益格局坚冰。
比如，《建议》提及的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改革。推出这项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今天已经无需论证。它之所以被一再拖延，在早些时候，无非是担心财政收入因这项将主要给内资企业带来减负效应的改革而减少，从而让并不宽裕的财政承受不起。后来，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一轮扩张期，通货紧缩的阴影为通货膨胀的威胁取代，又加上了减税会加大经济过热压力、甚至招致逆向调节结果的忧心。不过，先是随着持续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积攒下了消化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合并改革成本的实力，化解了“财政减收”的担忧。继而认识到财政超收不主动用于推进改革即会“直通”为财政支出膨胀财源的中国现实国情，又消除了“逆向调节”的可能。就在人们燃起启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合并改革希望之光的时候，却因遭遇到政府部门内部的阻力而一再搁置下来。而之所以会有来自政府部门内部的反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合并改革适时启动的声音，无非是因为，吸引外资规模的增减可能牵动着相关部门的政绩——部门利益，沿袭多年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格局可能发生的变化，会让相关地方失掉继续独享这种“级差地租”的机会——地方利益。
再如，《建议》论及的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改革。其实，这几项改革都属于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预算管理制度的基本规范，并非有什么更高的要求。但是由于部门预算要求覆盖政府部门的所有收支，国库集中支付实质是将政府支出过程置于国库部门监督之下并有了一定的透明度，政府采购也在某种程度上杜绝了政府采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人为”偏差，收支两条线又在管住政府部门“自收自支”的非规范行为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因而要触动政府部门在收支领域的既得利益。所以这几项改革或是推进步子不大，或在推进过程中屡打折扣。虽已启动几年，并不十分复杂，而且有成熟的国际经验可供参照，至今仍需我们花费颇多的心思继续深化。
又如，纳入《建议》中的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我国建立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制度的时间不可谓不长，也并非不知道一个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究竟是怎样的。然而，环顾一下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运行状况，就会发现，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转移支付资金在由上一级次政府向下一级次政府的转移过程中，常常被层层截留。截留下来的资金，又往往被用于同公共服务均等化无关的方面。以至于当我们一方面为实现区域统筹的科学发展目标而千方百计拓展转移支付资金渠道时，另一方面却必须拿出足够精力来防止来之不易、本就相当紧缺的转移支付资金在划拨过程中被截留、挪用。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它启示我们，在即将跨入的“十一五”期间，我们面临的改革任务相当繁重。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目标最终能否实现，将取决于相关的部门和地方究竟能否跳出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局限而跃升至国家利益、宏观利益的层面上考虑问题。只有冲破了各种既得利益格局的围追堵截，各项亟待进行、拟议进行的改革才可能破冰而出。这也可算作我们经过一系列的碰撞之后，终于悟出的一个带有常识性的道理。
让我们为此而积极努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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