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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
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以来，“中国经济学家何时能获诺奖”再次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之一，《中国财富》杂志不久前着意讨论了中外经济学家的差距，《中华工商时报》10月26日的一篇文章标题就是《中国合格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我以为，如果能同时认识到中外经济学家的差别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奖取向，就不会对中国经济学家获诺贝尔奖抱
不切实际的幻想了，至少在可预见到的几年里不大现实。
改革以来，经济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学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在学术素养上确实是有差距的。虽然伴随国内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主流经济学的范式也相应地实现了根本性的转换，但是老实说，经济学的进步远远赶不上中国经济前进的步伐。
经济学终究是要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改革以来的实践证明，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只是照搬西方式的市场经济，中国就不会有这么长时期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毛泽东)。美国经济学家之所以能够屡获诺贝尔奖，原因就在于他们坚持资本主义价值取向，他们的理论建树是符合西方的实际、适应其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并对这种发展有独特贡献的。
真正的经济学家应当是那些对经济理论造诣较深并在这方面有创见的学者。拿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这个泱泱大国经济学家为数不多，虽然从事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学者的总量恐怕已经是世界第一了。浙江工商大学何大安教授7月26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经济学分类与经济学家分工》)指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对理论经济学重视不够，学者们比较浮躁，并且一窝蜂地去搞政府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了。笔者对此持有同感。
学术从来就是有闲者或心清欲寡者的人生取向，在当前的中国，学术研究对多数学者来说还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于是政府的经费支持就成了一种调节导向。而目前的现实是“研究政府和企业关心的问题比纯粹的理论研究能够取得更高的收益”(何大安)。课题的审批和管理也有不少问题，重论证轻结果，水分较多。与此相关的是在诸如学科基地选点、学位点遴选、职称评定(它对中国的学者来说至关重要)、博士后出站甚至博士毕业(博士也是批发的)等等各个方面，都硬性规定了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的数量指标，于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枪手”火爆，水货泛滥，有些初学者还没有学会写论文就忙着公关发表文章了。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不但助长所谓“炒作”和学术腐败，甚至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从网络近期的反映来看，似乎我国那些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部分地也正在失去公信力，这一点确实与何大安教授所指的一些经济学者受利益驱动为企业代言、插手金融市场有关。经济学家靠知名的光环为某种特殊的利益鼓而呼，可以一时影响媒体(甚至决策者)、蒙蔽视听，但终究是会失信于公众、对自身造成伤害的。中国被冠以经济学家称号的学者很多，但“其兴亦勃焉，其亡亦忽焉”。个别优胜劣退后的佼佼者“或千方百计争取高额资金支持的课题，或到处作专题报告和讲座”，日程安排得很满，他们已经无暇分身或者不会再甘于坐冷板凳了，久而久之或许他们的光环尚未褪尽，但其学术水准已经回到原点了。真正能沉下来下功夫撰写一些像样的学术论文的，是在他们成名以前，是那些待评职称者、急着毕业的博士生和出站的博士后人员，这一点，学术期刊的编辑们心里最清楚。
弗里德曼讲过：“经济学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他们同时也是人。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毫无疑问地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学观点。”从这一点看，《光明日报》对经济学家学术品格的关注不啻是抓住了经济理论“相对贫困”的根本；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学术品格是环境造成的，这种环境是一种氛围，更是一种导向和机制。笔者认为，有了好的环境，又有中华大地上鲜活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实践创造，中国就一定能够涌现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尽管他们可能最终也不会获得诺贝尔奖的青睐。(作者单位：当代中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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