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大学教育已陷入学术并发症困境

　　继清华教授陈丹青炮轰研究生招生制度之后，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同样选择罢招研究生，导致了新一轮对现行教育制度弊端的种种声讨。

　　文/赵磊

　　45岁的贺卫方因为一次“音量不大”的呼喊，成为半个月来舆论关注的最密集的焦点 。

　　一切起因于6月24日，贺教授在一家网站上发布了公开信，在这封题为《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的声明中，贺卫方认为北大法学的现行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在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考两张综合卷涵盖多达十门课程，这种打着对考生全面考查旗号的做法实际上产生的后果却是削弱了考试应有的专业偏向。”并宣布自2006年起，不再招收法律史专业研究生。贺卫方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同时任北大司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外法学》主编等职务。

　　7月上旬，身在国外的贺卫方在接受《新周刊》远程采访时表示，他本人也很难猜想该事件将会如何处理，“这涉及到校方的态度，最好是能够问他们”，到目前为止，除了他明年暂停招收硕士生外，其他工作暂时不会有什么改变，除了正常的教学外，他还将继续主持《中外法学》双月刊的编辑工作。

　　超越传统逻辑

　　贺卫方并非第一个对这样的招生制度表示不满的，此前清华教授陈丹青，因为不满艺术类考生把功课都用在英语和政治上而忽视了专业能力，也曾一怒辞职。6月26日，陈丹青对贺的做法公开表示赞赏。有人认为陈的辞职是被迫为之，而贺的拒招则是有意为之，作为一位知名的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应该清楚自己的“有意为之”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也应该联想到外人很容易看出这种“不服从”的姿态。有人甚至帮贺卫方作了打算，他之所以有勇气向自己的“东家”和招生制度叫板是因为他根本不用愁饭碗，没有后顾之忧。这样的姿态似乎有“沽名”之嫌。

　　对于他哗众取宠但无实际学术成就的质疑，贺卫方显然对自己的期许并没有那么高。对比他少年时代的梦想，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已是超额完成任务，能够再对法治建设这份大事业作些边角贡献，就更是额外的收获了。此外，“学术成果不比卖白菜，要按斤两衡量价值。我从事法律史教学，从历史的角度看，写过书的人不知几凡，可是，有多少人的书的寿命能够熬过几十年或者上百年呢？”

　　但贺卫方对所有的质疑观点都表示宽容，他甚至不认为自己的方式有多激烈，“只是显得有些率直”。他也知道，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里，一个人要“勤谨和缓”，率直和真诚都不是主流价值所倡导的。甚至一些改革者，也必须谨慎地将新主张涂上旧色彩，或者小心翼翼地避免冒犯权贵领导人。“公开说不，哪怕是真诚直言，带来的往往也是抵触和拒绝。直言会被认为或者解释为出于恶意和敌意，而敌人的批评就要拒绝，即使在我们的内心中认为那是正确的观点。”

　　令贺卫方感到义愤的，恰恰是这种既定的传统逻辑。他说：“今后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发展，当然也包括教育领域中的制度改进，都依赖于我们对于这种逻辑的超越。”

　　学术之忧

　　贺卫方对招生制度说不，导致了新一轮对现行招生制度弊端的种种声讨。而其中更深层次的探讨，则是如何培养专业学术人才。

　　贺反对用“培养”这样的字句，他认为：一些天才型学术人才并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被发现的。所以，一种合理的考试制度，一种能够让真正具有学术潜质的人才不被埋没的甄别遴选体制就显得特别重要。合理的考试能够让考生展现其知识的宽度，因为没有广博的知识积累，未来的发展空间就相对狭小。同时，这种考试又需要鉴别考生在报考学科方面的积累和思考深度。

　　据他的描述，目前北大法学院的考试，是“两张卷子，横跨十多门课程，考试科目太多”。科目多，每张卷子就要召集六七个不同课程的学者一起命题。如果是同一门课程，不同学者可以各自就自己擅长的方向领域内命一道分析性的题，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对本门课程的一个综合性考察。但是，当五门或七门课程的学者在一起组合一张考卷的时候，如果要全部出论述分析式题型的话，每一课程内究竟怎样的题目更能够考察一个人对知识的总体把握，学者们要达成一致本身就不容易，更不必说同一张卷子涉及到的多门课程的不同学者之间还需要相互协调。

　　当一种考试是以考察某种教科书式的既有知识为主的时候，背诵功夫就比分析能力来得更关键了。事已至此，所谓学术或研究型人才也就只能托诸空言了。正因为此，他对现行的考试制度提出了质疑。在此基础上，贺卫方也对我们到底需要多少学术人才、研究生教育的规模提出了疑问。

　　1970年代末最早恢复研究生教育的时候，指向很明确，那就是培养学术人才。贺记得在他本人读研究生的时候，毕业生绝大多数都走向了学术研究和教育岗位。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研究生教育逐渐地越来越普及，招生规模越来越大。令贺卫方奇怪的是，即便是在当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对于公务员以及诸如新闻、律师之类的行业而言，学士学位常常已经足够。然而，在我国，一方面是研究生和博士生教育的大跃进，另一方面却是在广袤的农村连中学教育还远远没有普及！

　　在问及他自己关注的领域的人才状况，贺卫方认为：就法学而言，最大的困难正在于这种招生太多，鱼龙混杂，导致文凭价值降低，而表面上却是一片繁荣。“我觉得已经陷入了某种并发症的困境。”他对本刊说。

　　大学之辩

　　在一次对北大新生的入学演讲中，贺卫方非常欣慰地说道：“我们很幸运，生活在一个有大学的时代，”——有大学的时代使得一些既不擅长当官，又不愿意种地的人，可以以一种闲散的风格做自己想做的事。

　　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的贺卫方，为自己的青少年时代给出了一个直接而简单的定义：典型的“文革少年”。虽然小时候面临的教育环境“极其恶劣”，但他酷爱读书，当时的理想便是：“希望一辈子都读书，还有人发工资。”然而，如果在贺卫方的中学时代，有人说这个爱读书的少年郎必然会成为北大教授，他自己都会认为对方肯定是吃错药了。

　　在恢复高考后，喜欢写作的贺卫方神使鬼差地考上了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一次误打误撞的选择，让他一直走到了现在。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贺报考了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从1985年起开始在该大学主持编写季刊《比较法研究》，1995年他被调到北京大学任教，并于1996—199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

　　但如今的大学却因为独立的丧失，让贺卫方在欣慰之余有了更多的遗憾。

　　“西方最早的大学是与教会相关联的，近代大学追求独立、学者追求学术自由的对象往往是宗教当局的控制，而较少指向世俗当局。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背景，最早的大学正是政府变法图新的产物，从其建立伊始，就处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在今天的整个高等教育格局中，国立大学一统天下的状况实际上意味着大学与国家关系的类型与西方完全不同。”

　　他认为如果大学对于国家权力的依附，当然会直接影响到教师的地位。“不妨看一下我们的《高等教育法》，你可以发现‘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样的表达，”贺卫方说，“党委和校长是大学管理中最重要的两大角色，按照现在的实践，党委书记乃是学校的‘一把手’。由于法律缺少相关的立法和司法解释，‘领导’和‘负责制’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哪些事务属于党委的权力范围，哪些属于校长的管辖领域，两者发生争议又通过怎样的机制予以解决，所有这些都是相当含糊的。”

　　与书记与校长之间矛盾相比，教师群体在校政管理上的边缘化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教育以及学术制度的所有决策上，教师都完全不是一个主导性的角色，仿佛只是一批受雇于学校的雇员。“这一次我宣布暂停招生，有些人就批评说我无权擅自停招，否则便是不遵守规则。这样的说法明显地是把教师放在雇员的位置上了。”贺卫方说，“大学教师应该不是雇员，而是大学的主人。”

　　令他遗憾的是，大学教师仍然是一群弱势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