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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汉华/演讲
“社会公正”不光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也是法哲学的核心问题。法哲学基本范畴其中之一就是实现公正。从纯粹的法哲学意义上来讲，很不容易界定社会公正。社会公正到底是实体的公正，还是形式的公正？由什么标准来衡量是否公正？
在法律上，公正涉及到实体和程序的公正。
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现在大家都很关注安全问题，包括食品安全和身体健康，还有安全生产等问题。在安全生产领域目前最受关注的是煤矿事故。由于关注度很高，国家投入了三十亿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专门给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升级。但从实体上来看，煤矿、工矿事故对人们的生命健康造成的危害程度，并不是最高的。例如，每年因此事故而失去生命的人大概是1万。与此同时，每年因为公路事故而死亡的人数在11万左右，而且死亡率非常高。但是，媒体关注的重点往往在煤矿等安全事故上，即使公路事故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一些。
另外，每年自杀而亡的人数在20万到25万。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投入30亿元来解决大家的精神疾病，或者普遍存在的心理上的亚健康状态。
你会发现，从实体上判断一个问题很严重时，大家却对这个问题不太关注。而即使一个问题从实体上看并不是最严重的，但由于它吸引眼球得到媒体的关注，而媒体关注又引起政府关注，最后公众也对此极为关心。
在实体判断上，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也出现了恶性循环。本来，实体判断本身是一个很技术的问题，必须有科学的工具来论证，也可以由此对问题的严重性排出一个先后顺序。但是，政治家们比较喜欢关注的问题是能够从老百姓那里得到选票的问题。老百姓关注什么，政治家为选举需要，就要向老百姓许诺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努力。这样，政治家实际上很朴素地从老百姓那儿得到信息，形成一个序列，这个序列和科学分析出的序列会发生错位。这个时候政治家一定会影响决策者，影响监管者，从而影响到科学的决策。民众对政治家有压力，政治家对监管机构有压力，监管机构的压力又会影响民众，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在社会管制领域里，政府实际上还缺乏经验。社会管制到底该如何确定范围和先后次序，现在还比较落后，我们既缺乏技术手段，也没有有效的制度。这时，很有可能政府的决策就跟着媒体报道走了。媒体今天报道这个，政府官员看到了，就说这个问题很重要，需要重视。
实际上，有一点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一样，行政资源是有限的。投入30亿元来促进煤矿安全，这30亿元就不可能再用来改善道路、改善工作场所、改善职业病蔓延。美国曾经有一个研究触目惊心，这个研究称，如果管制政策得当，用同样多的钱美国每年可以多挽救6万人的生命。
当然，对于实体的判断还不是那么简单，实体是否公正还不好判断，这时程序上的公正就尤为重要。
为了实现程序的公正，在制度设计上需要构筑一个对话平台，构筑多种声音的平台。市场经济本身是多元主体、多元中心，是分散决策的体制，所以，在市场体制下要通过市场机制、通过不同决策中心自主、自发的行为来实现普遍均衡状况。我们传统的体制正好跟这个相反，是计划或者说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的体制，命令式体制的基本特点，就是有最终说话者，最终有人说了算。
在一个转型的社会、在一个价值观剧烈冲突或者说客观标准剧烈变动的情况下，构筑一个多元对话平台，可能是使问题得到更好的实体公正的办法。但是现状并不太令人乐观。有时候，媒体很难作出客观的评论。比如，在讨论禁止乞丐问题时，有媒体说美国很多城市也禁止乞丐，就会引来嘘声一片，好像对乞丐碰也碰不得，无法形成不同的声音，不是走入这个极端，就是走入另一个极端。有些学者说不要谈技术，现在不是技术时代，而实际上我们谈的不是技术而是制度。实体上的判断更多的是价值追求，制度设计、程序设计看起来好像是技术，但实际上所有问题最后都会归结到程序，魔鬼就在程序当中。
中国目前正处在转型时期，各种利益纠缠在一起，就像十字路口的堵车现象一样，这时，简单地喊刹车是最容易的事情，但并不能疏解交通，找到出路。媒体与学术界的责任更大，需要平衡和协调不同利益，理出头绪，使改革能够继续朝前走而不是简单地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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