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之谜的货币求解

　　本报驻京记者　邓瑾

　　货币流通量不足、交易成本太高，制约了中国在上一个千年更深层次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能力的不足最终成为工业革命未能在中国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货币制度的历史表明，金融制度要围绕信用这个内核，同时还要不断与时俱进，

调整方式

　　上周末，在竞标中国工商银行剥离坏账的间隙，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太原办事处总经理李锦彰两度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畅谈中国的货币历史。

　　这位之前在中国农业银行工作多年的金融官员一直潜心研究“信用”，而且他“野心”勃勃，试图跨越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界限，进行融汇贯通、酣畅淋漓的研究。

　　去年他把研究社会信用问题中的有关货币部分单独成书，那就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货币的力量》。

　　李锦彰在书中结尾处写道，这本小册子是他这个“贪婪的饥饿者”为了寻求一系列问题的答案而作出的尝试。这些问题包括：

　　———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古老而连续不断的文明国家，是否与其特有的货币制度有关？

　　———为什么世界上最早创新纸币的国家，却又是在近代很晚才诞生银行的国家？

　　———从唐朝的“两税法”，到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再到明清的“一条鞭法”，为什么代表进步力量的潮流，却总是一次次遭受挫折？

　　———货币经济在冲击宗法人伦制度时，为什么在中西方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

　　———工业革命没能在中国最先发生，可不可以尝试从货币角度给予诠释？

　　本报记者就这些宏大问题中的一部分对李锦彰进行了专访。

　　记者：您在《货币的力量》一书中提到，中国古代特有的货币制度推动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发展，但后来却制约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那么这到底是种什么样的货币制度呢？

　　李锦彰：在农业文明的时候，自给自足是主要生产方式，可交易的商品量有限，交换的频率也少，跨距离的大宗交易也少。大量的日常交易可能就是用几斗米换几匹布或几斤盐。现在看来在这种交易条件下，单位货币的价值，铜是最适合的。铜比铁贵，比黄金白银又便宜。用1个铜钱能买的东西，用铁币就要10个，用银就得1%个，用金就得1‰个。把金银分成那么小，别说制造工艺上有问题，就是产生了，也不便流通，容易丢失。何况还有成色的鉴别。

　　所以说以铜为本位的货币制度促进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发展，因为它的交易成本最低。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加，跨距离的、批量的、大额的商品交易大量增加。如果还是用铜钱交易的话，交易成本就提高了，无论制造、运输，还是保管、清点成本都大大提高。虽然不同的材料制造成本不同，但假设铸造一个铜币和铸造一个银币的成本相同，铸造100个铜币的价值才等于一个银币，单从工时上来说，铸造费用就大得惊人。

　　铜不仅从单位价值上不能满足商业经济的发展，而且从货币量上也不能满足，因为铜的储量有限，铸造也有限。如果货币量不能相应增加，那就需要铜钱的单位价值提高。原来一个铜钱能买一斤粮，现在要半个铜钱就能买一斤粮。这样，不仅农民的利益受损，而且由于货币量的不足，以物易物现象大量产生，阻碍了社会的进一步分工。

　　在这种情况下，白银开始在民间作为货币流通。政府不干我们自己干。一直到15世纪中叶的时候，白银才在中国历史上充当货币。虽然明朝的统治者是在社会的强大压力下作出的妥协，但这毕竟是中国货币制度的一次重要转折。此后，明代商业和货币经济得到了显著发展，与此举有显著关系。但中国当时货币制度的根本危机———总量和结构与经济发展不匹配———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

　　从形式上看，当时中国的货币形式与西方接近了，欧洲在13世纪商业贸易复兴的时候就及时引入了金币和银币。但是，尽管中国最终也引入了银币，但我们是银币和铜钱并用，而西欧是金币和银币并用。这种结构的不同，其实存在着实质的差异。

　　西欧不论金币、银币，它的币值材料与币值背离是有限的，铸币当权者对币值的确定，对铸币税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受市场规律的支配。金银之间的兑换随时可以根据市场价值自由进行。因此，货币的内核信用能得到维护。

　　可是中国的银和铜钱之间，币材价值与币值之间背离的程度巨大。当两种货币同时流通时，由于银币更能保值，人们自然就尽力追求白银，而不愿接受铜钱。越是这样，银就越被储藏而不是流通，所以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分工和商业的进一步繁荣。

　　总之，货币是作为一种交易手段产生的，服务于交换。货币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其内核是信用。所以货币的形式必须随着服务对象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记者：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曾经商业繁荣、技术先进的中国产生，也就是所谓的“李约瑟之谜”，虽然已经有许多版本的解释，但您认为，货币的因素被忽略了。

　　李锦彰：是的。中国在享受了漫长的货币制度的优越之后，在上一个千年之际，货币制度特别是货币流通在结构和总量上，与商品交换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流通量不足，交易成本太高，进而制约了更深层次的金融创新，而金融创新能力的大小又与工业革命能否实现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货币从西汉完成统一形制的改革之后，另外具有影响的改革就是铸行大钱和发行纸币。这都是在货币总量短缺而造成的“钱荒”背景下采取的补救措施。

　　中国的“大钱”并不像西欧13世纪的大银币一样，是把几枚小银币叠加后铸成一体，所表示的价值也还是小银币价值的加总而已。而中国的大钱通常是以铜为币材，铸成略大于小平钱的铜钱，但表示的价值却远远大于实际的价值，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等等，历代大钱层出不穷，名类繁多。纸币也是同样的情况。当良币和劣币共存的时候，人们自然储藏小钱，而将大钱或纸币易手。这就影响了经营货币的兑换业、汇兑业和存款业的发展。

　　比如，我存进去的是大钱，取的时候我想要小钱，存款机构不就赔钱了吗？虽然形式上不赔钱，但政府不断更迭，这个大钱现在能用，要是换了个皇帝或朝代更替了，就不能用了，这就限制了存款机构的发展。异地结算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如果不能大量存款的话，也影响了信贷的发展，这反过来又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而之所以到封建社会后期许多地方铜还继续作为主要货币流通，是因为白银明显不足，鸦片贸易使白银大量外流。而黄金又让欧洲人套汇套走了很多。因为黄金不是作为主要货币，价格就比欧洲低很多，西方输进白银把黄金套走了。中国后来应该实行金本位的时候，本来黄金储备就少，再加上外流，没有条件，交易手段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所以还是用替代品。纸币不仅国家发行，民间也发行，只要是商户都能发行纸币。混乱局面一直延续到民国初期，造成物价混乱，做生意是赔了挣了，核算起来特别不方便，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

　　因此我认为，鸦片战争中白银的外流比战争本身对中国的打击更大，带走的不仅是财富，而且也带走了中国的进步力量，中国货币的交易手段失去了一个客观保障。

　　而欧洲之所以说是商业革命促进了工业革命，就是很好地解决了这个货币问题。比如加大银币，由银本位进入金本位或金银本位并行，由此产生了银行、汇票等信用工具，在跨国贸易上都能用，交易成本很低，银行开户结算都很方便。

　　记者：历史学家黄仁宇一直强调，中国后来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缺乏“数目字管理”，这跟货币的紊乱有关系吗？

　　李锦彰：说中国缺少“数目字管理”，有道理。不过，看看晋商的账本，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数目字管理，而是数目字管理需要有货币这种东西能够渗透到所有领域。没有好的货币手段，任何经济方式不可能数量化。所谓数目字管理必须建立在一个统一的、可量化的单位之上。其实中国人并不是缺乏数目字管理的能力，而是缺乏环境和条件。而这种环境和条件不是每个人都能创造的，这取决于统治者。

　　记者：研究中国货币制度的历史，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呢？

　　李锦彰：任何金融工具和制度的创新，都必须以信用为中心。现在我们金融产品花样很多。但有些产品，比如一些理财产品，作出的承诺无法实现，那这个产品就没有生命力。

　　除了理财产品，也包括卡、资产重组方案，甚至包括一些信贷方式，都可能背离了信用这个核心。任何一个金融产品背离信用这个核心，都不会持久。

　　记者：但是这个金融产品或制度是不是背离了信用，普通老百姓并不知道，只有设计者才知道。

　　李锦彰：这就对管理者、决策者提出了要求。你讲信用，就会有回报。比如过去有的地方搞国债回购，或者搞个什么票据，到时候人家去兑现，他由于资金不足，找个理由就把你回绝了。金融产品设计得再好，不讲信用，就失去意义了。

　　这就提醒我们，金融制度要围绕信用这个内核，同时还要不断与时俱进，调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