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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近代金融学家的世纪足音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5月18日 20:58 外滩画报

  傅国涌/文

  资耀华生于1900年,殁于1996年。一生与世纪同行。90高龄时追怀往事,亲自执笔写下了回忆录。他亲历了上世纪中国时代风云的起伏变幻,可谓阅尽沧桑,他的人生就是一部无比丰富的大书,是20世纪中国金融史的见证。

  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之一高凤池说过一番话:“我觉得社会中有三种事业非常重要。一种是银行,一种是报馆,一种是书业。这三种事业与国家社会民族极有关系,力足以移转国家社会的成败、兴衰或进退。”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内忧外患中,包括陈光甫、张公权、李铭、徐新六和比他们晚一辈的资耀华在内的几代银行家,以他们的才干、努力和坚韧硬是撑起了中国民族金融业的一片天空。以资耀华为例,即使在日本占领天津期间,他也苦苦地支撑着上海银行天津分行的危局,不失节,不停业,直至迎来抗战胜利。难怪蒋介石在1946年接见全国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会代表时,特别夸奖资耀华:“抗战有功,很好、很好。”

  名声渐起

  资耀华出生在湖南一个偏僻的山坳里,少年时代瞒着家人东渡日本,留学十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师从经济学家河上肇。所以选择经济学专业,用他自己的话说:“经济很重要,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要靠经济,开工厂、做生意也要经济,中国现在就是缺乏经济。”

  1926年归国后,他先到大学教过书,并在湖南同乡熊希龄的推荐下,开始在北京银行公会办的《银行月刊》兼职,接着,他跨入中华汇业银行的大门,开始职业金融生涯。

  不久,因在《银行月刊》发表的文章受到金融前辈陈光甫的赏识,资耀华转入以“社会服务”为首要宗旨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陈光甫为其总经理),在这里真正开始了他一生的事业,这是1928年8月。

  在上海银行,资耀华被任命为调查部主任。他首先用两个月时间参观学习、写出一份调查报告,报告得到陈光甫的赞誉,所提建议也都陆续实施。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受命到各地考察设立分行,处处显示出高远的见识、踏实的作风,在金融界名声渐起。

  1930年代初,上海各银行联合成立上海中国征信所,该所由资耀华和代表浙江实业银行的章乃器等轮流负责。

  资耀华建议各私营银行联合设立一家规模巨大的不动产抵押银行,依此发行债券,将死资产变成活资金。该提议得到金融巨头李铭(浙江第一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徐新六(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的赞许,准备付诸实施。不料宋子文突然要求由其弟弟宋子良出任不动产抵押银行的总经理,私图借机插足。这一计划因此作罢。直至暮年,资耀华都记得当时金融界流传的民谣:“子文不文,陈行不行,徐堪不堪,祥熙不祥。”这四个人分别是官方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次长、财政部长。

  危难之际

  1935年,华北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资耀华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上海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华北管辖行总负责人,开始独当一面。正是在这个位置上,他充分施展出务实的金融才干。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他得到上海总行的指示是:“坚守岗位,保存资产,利用租界,抵抗敌人。”在天津沦陷的岁月里,他担负起联络全体银行同业的责任,在日本的刺刀下坚持抗争多年,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沦陷,处境更加困难,日本人要他参加所谓的“华北经济委员会”,他予以拒绝。

  抗战胜利之后,资耀华有过一次重庆之行,所闻所见使他对国民党深感失望。1946年夏天,他受中共地下党之命,以经济座谈会名义,支持学生运动,帮助学生秘密外逃。国民党当局开始对他有了警觉,他在天津的处境已非常困难,在陈光甫的关照下,于1947年到美国哈佛大学做研究。到了1948年冬天,国内形势的迅速变化使他归心似箭。

  一个典型的传统读书人

  对于资耀华在时代转型之际的选择,其女儿资中筠(著名学者,曾任社科院美国所所长)在《残缺的记忆》一文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分析:他留学日本十年,两次到美国进修、研究和考察,但却是个典型的传统读书人,始终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家国观念。除了对民族国家的感情,对国民党的失望,他本人的秉性、生活方式以及对私产的淡薄都使他更容易接受共产党。他不喜欢美国人的放任,佩服德国人的认真、严谨和纪律,他不太欣赏自由主义,这些因素对他最终作出选择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他到晚年还耿耿于怀,认为没有完成周恩来、李济深等人交给他的任务:说服他的老上级陈光甫返回大陆。

  1949年下半年,他曾亲临香港向陈光甫转达周恩来等人的意见,陈一度同意在“公私合营”后到北京暂住,并准备购置住宅。满腔热情的资耀华忙着帮陈看房子,并计划着等陈回到北京,继续做张公权、李馥荪等回国的工作。就在这时,“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情况有了变化,陈光甫再也没有回来。

  资耀华立志不做官,多次拒绝进入官场。1947年,他女儿曾亲睹他撕掉天津市政府送来的聘书,大约是参议、顾问之类。此前,留日同学周佛海在南京汪伪政府显赫一时,许以“财政次长”高位,他也不愿下水:“我资耀华如果想做官,或发财,早就有机会,不必等到现在。”

  “认认真真地做事,规规矩矩地做人”是他的人生准则,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种旧时读书人身上常见的人格底气。他长期位居金融界的上层,却不治私产,一直租房子住,过的从来都不是奢靡的生活。在20世纪中国,在风流云散的大学、书局、银行、报馆中,像资耀华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孤立的,无论最后他们选择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资耀华著《世纪足音——一个近代金融学家的自述》,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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