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骏谈费孝通：我一直觉得费老有些乌托邦

　　外滩记者 张嫣／报道

　　顾骏，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自2001年起师从费孝通先生，是费老在上海的博士生。4月26日，《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就费老的学术思想及治学旨趣专访了顾骏教授。

　　《外滩》：费老最著名的著作是成于他青年时代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此后，费老一生好像都摆脱不了对乡土生活的迷恋，费老是否都一直坚守其“乡土中国”的理论或情结？

　　顾骏：费老对中国的乡土社会，人际关系等等的研究都有偏好的，这里面寄托了他的许多社会理想。费老非常着迷于乡土文化，因为毕竟他是生长于乡土。但这并非表示费老就真的认为中国的未来社会就能够完全保留“乡土”了。

　　我在两年前接受费老指导的时候，听他说过对现代社区的理解。他认为现代社区已经不是乡土意义上的共同体了，这是他坐火车的体验。他有个比喻，说现代社区就像一个车厢，进进出出，人与人之间可能都互不相识。“车厢”理论说明费老作为一个学者还是具有很强的反思自觉性，在社会变化的同时，能迅速地调整自己。

　　到了后期，费老已经把他对于小城镇的关注部分转移到了城市，但他对有些问题的思考仍然带有乡土的痕迹。我在2002年和费老一起去浙江走了三个地方，在那个过程中，我感觉在宁波还保留了许多乡土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我开始觉得城市里面并不是融不得“乡土”，只是可能如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移民太多，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太强。而费老觉得社区的本义就该是人与人之间守望相助的共同体，他也一直非常想在城市中建设这么一个共同体。

　　我一直觉得费老的这些理论里有一些“乌托邦”理想模式，就是对乡土社会的理想化，希望在现代都市社会里还能保留这种乡土中国的特色。

　　《外滩》：是不是说费老的乡土理论已经成为过去时了？另外，费老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苏南模式”现在看来似乎已经被“温州模式”超越和替代，您对此怎么看？

　　顾骏：中国的情况很特殊，费老一直在寻找一条“富民”之路。他选择这条道路的时候，中国完全是外来的工业化和中国本土的农业产生的自然的遭遇。1949年以后，自然的遭遇不存在了，外来的工业化是进来了，但是本土工业化却成为集中一切资源的、以城市工业为主的计划模式，没有给任何其他的主体留下空间，只有国家一个主体。这种环境没有给乡土和工业化相结合的道路留下空间。

　　在细节方面，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战争，刚刚获得了部分独立性的经济全部被打乱了。在这种情况下要验证费老的想法是否过时，恐怕还有一段路。

　　“苏南模式”，我认为只要江浙一带继续保持经济活力，只要农村的作坊经济和大工业经济还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就不能得出“苏南模式”已失败的结论。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经营单位与规模工业的结合完全可能是中国未来的民营实业的一种形态。再从环境角度看，中国能否承担那么多城市人口的消费也是个问题。所以农民的离土不离乡，把家庭作坊制和规模工业结合起来的模式，到现在还有探索的价值。

　　《外滩》：有人认为费老的理论框架及成就形成于他30岁左右，您觉得他根本的治学路径和目标是什么？另外，曾有英国社会学家批评费老理论“不够学术”，您怎么看？

　　顾骏：老一代学者都有要求社会科学“经世致用”的倾向。我觉得如果和费老谈学术成就等问题，费老不一定会以为然。在费老看来，学术不是知识分子个人的娱乐，不是脱离社会单独存在的，而是在社会生活中、社会进步中承担了某种使命。费老不愿意把学术学术化，他的文字里面没有很多学术腔，他追求的是说得清，听得懂，用得上。费老的文风就非常典型，他不喜欢用大量的概念，搞得大家都看不懂。我认为他在《乡土中国》里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可以作为费老运用方法论的自我论证。

　　他阐述“文字下乡”的问题，就是讲文化是好东西，所以文字一定要下乡去。其实农村社会生活里，有言语和人与人之间大量的面对面交往，文字这种间接交往的手段是没有用武之地的。这段论述本身是费老通过功能论引出的。看一件事情有无必要，就看它对社会有无实际功能，如果没有，这个问题就可能是一个假问题。

　　如果费老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自己的学术，那么问题就不是学术本身有没有用，而是对整个社会发展和进步，对中国人的富裕有没有产生积极作用。他在《江村经济》里面写得很清楚，他一直在思考解决问题，一直在寻找一条富民之路……

　　从这点上理解费老的学术——他后来也说“行行重行行”，他一直在走。费老对中国改革开放后遇到的前沿问题具有高度的敏感，他一直在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来预测将来发展的趋势。

　　《外滩》：费老在晚年主要关注一些怎样的问题？还有，我对费老如何给像您这样的“学者学生”授课很感兴趣。

　　顾骏：晚年他所关注的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邂逅和遭遇”问题；二是长三角的区域经济问题；三是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社区的建设问题。其中很多都是具体的操作层面的调查研究。

　　近几年社区建设一开始，他就开始关注，他晚年在上海做社会研究主要就是社区研究，他对上海社区建设的评价是蛮高的，他认为这是市场经济转变以后，由现实生活本身产生的一个新空间。

　　费老带学生的方式就是听学生讨论，然后他作一些讲解。我最后和费老的接触是在2003年。那时我正好做了一个课题：关于上海普陀区住房类型与相应居民关系的调查。费老听了就很感兴趣，非常希望我去研究商品房里人群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

　　《外滩》：晚年费老的思想还有早年撰写《江村经济》、《乡土中国》时的敏锐吗？

　　顾骏：我认为，费老一直对现实社会很敏感。晚年的费老看出中国社会有许多变化，比如“阶层”，就是一种新的社会因素。它与传统的依托于原有体制的人群不同，他们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获得经济来源，并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主张。这种人群和市场经济一同互动成长起来的力量，有可能在一定情况下会引起结构性的变化，这些都是费老晚年很关注的问题。此外，他还非常关注基层民主建设。

　　当然，晚年他再做深度的调查访谈已经不可能，他最后的生产力应体现为思想，体现为对社会趋势的超前把握，而不是传统意义上学院派的学术成果。他不可能再像《江村经济》里那样把农民家里的账目都弄清楚，这应该是我们学生为他做的事情。

　　如果把费老晚年的文章梳理一下，我们至少还可以看到一个思想的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