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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秋风
过去十多年来，经济学是中国第一大显学，圈内圈外有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之说，虽有点夸张，但也不是很离谱。不过，随着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 比如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等逐渐显现，经济学开始被不少人以异样的目光看待。近两年来，在网络舆论中，经济学的形象似乎更多地是负面的。
主要是两大事件导致了经济学形象的式微。一是由国有股减持政策失败、股市陷入低迷而引起的大讨论。股民及其在舆论上的表现网络舆论，将一部分专家描绘为买办，指责他们试图通过制造舆论，为国际资本抄底入市创造条件；吴敬琏先生则赢得了“经济学的良心”的美誉。
主流经济学的另一个滑铁卢是去年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辩论。郎咸平对格林柯尔的批评一石激起千层浪，赢得众多网民的同情，郎本人曾自豪地宣称，95%的网民都支持他。相反，几位“主流”经济学家对产权改革方向和方式的肯定，则招来猛烈的批评，甚至是辱骂。
当然，除这两大事件之外，曾经活跃于媒体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发表过一系列有趣的评论，比如，“堵车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小康的标志是拥有第二套住房”，“税收不能‘杀富济贫’”、“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房地产‘泡沫’无碍经济的发展”等等。类似的评论，总是激起经济学界之外、尤其是网络舆论的冷嘲热讽。
而网络舆论的态度，似乎又激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反弹。见诸报道者，就有厉以宁教授的一段话，他说：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上面的压力，坚持真理；一个是互联网的压力，互联网上说什么的都有，不要盲从。
行文至此，或许不能不解释一下，何谓主流经济学。定义不好下，但人们大概知道，哪些人是主流经济学家，及他们都有哪些理论与政策主张。他们似乎也有一定的共同体意识。比如，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辩论之后，我跟一位经济学圈内的朋友见面，几乎每一次，他都相当激动地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与政策主张给予辩护，而批评我误解了他们。
在这种舆论氛围中，一些经济学者则以“非主流”为号召。相对来说，主流经济学家具有学理上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自己主张的背后是自现代经济学在亚当·斯密那里诞生以来所形成的丰厚的自由市场经济学传统；非主流经济学家则具有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自己站在大众一边。
最近，“穷人的经济学”一词流行起来，并且赢得广泛的喝彩。舆论对其寄予厚望，希望以此来扭转经济学的取向，解决当下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不过，既然有穷人的经济学，那么，推测起来，也就有“富人的经济学”。不少评论家已经暗示，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就是富人的经济学。
这样的暗示，或许有点偏狭。假如主流经济学坚持的是亚当·斯密以降直到哈耶克、弗里德曼的经济学传统，那么，这样的经济学原本就是以法律之下的平等为基础的经济学，因而，它自始就是帮助穷人的经济学。因为，受到法治秩序保护的平等的权利，包括财产权、经营自由、自由贸易、自由迁徙等等，正是平民不会变成穷人、穷人摆脱贫困最有效的途径。强者可以靠权力、靠财富来保障自己的特权和利益，穷人、弱者只能指望规则来保护自己，增进利益。
因此，真正伟大的经济学家，所关注的都是市场活动背后的制度。国内主流经济学家的一大疏忽也许就在于，他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忘记了“法律之下的平等”这一制度框架。这是个常识，常识往往是最重要的，不幸的是，它也最容易被遗忘。
主流经济专家过于重视政策的可操作性而忽略了制度变量。于是，不少本来并非不正确的观点，放在当下语境中，却让人产生一种荒谬感。目前活跃于公众面前的经济学家，其实是经济问题专家。他们讨论的问题，完全是公共政策问题。而一个人在谈论经济政策问题时，恐怕不能不考虑民众的感觉、顾及民众的常识；社会不能不关心政策起效果的法律制度环境。
中国经济学家可能需要回归古典，在当代中国语境下重新发现一种以法律之下的平等为基础的经济学。当然，能否形成这样的经济学也许并不重要，要紧的是能否在现实的制度层面上将市场、政府都纳入法治框架，令政府、市场各得其所。这恐怕才是帮助穷人的根本与长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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