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学者在非议声中获首届中国经济学贡献奖

　　赢周刊 　□刘勇

　　打开3月24日主流媒体，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被授予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打开众多“非主流”网上论坛，主流经济学家正前所未有地成为受攻讦的对象。

　　在这意见杂陈的年代，网民要不“出言不逊”要不就是针锋相对。我努力在众多的上帖者中寻找出言“恭敬”者，却实在不多。

　　“我最尊敬吴敬琏，他应该获奖！”

　　“老吴不应得奖，他的言论使股市大跌，股民损失惨重。”

　　“薛暮桥、马洪‘计划经济的典型代表’。”

　　关于这个奖项，非议者集中在三点不足——

　　一是岁数太大了，没有新生代的代表，如林毅夫、樊钢，甚至张维迎。的确，这个获奖名单让人联想到流行乐坛，各类大奖被当红明星捧走，留下最后一个“终身成就奖”，对前明星以示安慰；

　　二是政治因素太浓。入选者多数与官场关系太近，101岁的薛暮桥曾是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计委、物价委、统计局的负责人；85岁的马洪在双轨制时期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和发展中心主任；82岁的刘国光在转轨时期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最年轻的吴敬琏也75岁了，唯他没做过高官，却仍有全国政协常委这样半官半民的头衔。

　　三是学术上有些落伍，如薛暮桥，虽然提倡商品经济，但他的理论框架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学的框架。

　　但客观地讲，这个获奖名单，基本上涵括了在改革岁月对经济政策制订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

　　薛暮桥、马洪的影响体现在改革准备期和改革早期，刘国光则活跃于八、九十年代之交那段激荡岁月。

　　彼时，吴敬琏远不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旗帜，他所研究的理论课题，是在刘国光马洪的领导下，探论“如何在理论上弄清楚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形式问题”。

　　直到九十年代，“吴市场”方享誉全国。此时经济学渐成显学，经济学派群雄并起，一会儿“京城四老”，一会儿“京城四少”，但历史地看，真正贯穿于整个九十年代，甚至横跨世纪而不衰者，唯老吴矣。

　　记得在九十年代初，找吴敬琏很容易，基本是有问必答；但是到了九十年代末，吴已经不太好找，此时吴公一句话，就会引发经济大震荡。2000年，吴说“中国股市太科幻”，股市连翻大筋斗；2001年，吴又评价市盈率太高，股市从2700点直泻1300。

　　吴被贯以主流经济学家的称号，与之同属一派的，尚有厉以宁、张五常、张维迎、陈淮、张文魁、周其仁等。大体而言，主流经济学家持新自由主义观点，它们最辉煌时期体现于转轨年代。那是他们思想的丰产期，此时，中国的热点是国企改革。他们的观点是，国家是虚拟的，集体也是虚拟的，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事实上没有具体的主人，谁拥有权谁就捞一把。这就是著名的“所有者缺位”理论，所有者缺位了，公有制企业当然无法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因此晚卖不如早卖，即便是在产权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一些。

　　与之相匹配的则是一系列“口号政策”的提出——“靓女先嫁”，“拍卖国企”，“国退民进”，“兼并重组”。

　　鼎力支持这项改革的有学者型官员如陈淮、张文魁，有地方上的书记市长如山东诸城的“陈卖光”等。

　　以今日之眼光来衡量，国企改革之所以陷入进退失据的地步，与主流们当年的主张不无关系。

　　或许与此现状有关，使主流们自去年郎咸平事件以来，陷入被互联网舆论“口诛笔伐”的境地，以至于“主流之一”的厉以宁，高喊：“要有顶住互联网的压力”之“勇气”。

　　作为主流经济学新一代代表人物的张维迎，无意中坦白了主流们的理论的困境，“国有企业改革，或者说国退民进和民营化的过程，是20多年的改革中不断摸索出的一条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有企业每走一步，我们都会发现，原来的设想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想解决的问题”。

　　正是这种现实，动摇了主流们独霸一时的显学地位。就在颁奖当天，网上出现一篇“质疑某些政府经济学家的职业操守”，直指主流——

　　“他们置身政府职能部门，吃着优厚的政府“皇粮”，掌握更多的信息，参预经济政策的制订，却在公开场合，在各种媒体上站在不同于政府立场甚至站在对立面发表言论，指责、抨击政府的某些经济政策，以似乎“崇高”的学术道德自居，表现得比政府还高明，这种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是闻所未闻，恐怕只是中国经济学家所特有的，它甚至超过了新自由主义自由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