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奖：暮气太重官气太重且学术落伍

    中西方经济学奖的差距

　　作者：万润龙

　　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评选3月24日揭晓，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4位知名经济学家首捧“杰出贡献奖”，每人奖金30万元人民币。

　　看到消息，第一感觉是这项奖的暮气太重。四名获奖者的年龄和超过了340岁，其中，薛暮桥101岁，马洪85岁，刘国光82岁，吴敬琏75岁。

　　第二感觉是官气太重，薛暮桥担任过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顾问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等职；马洪担任过中国社科院院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国光担任过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等职；吴敬琏没有做过政府高官，但其头衔中也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这样的半官半民的头衔。

　　再看一看对这四位经济学界泰斗的评语——

　　薛暮桥：他是坚定地倡导和积极推动市场取向改革、提倡和坚持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著名经济学家,在摆脱“左”倾思想的束缚、关于市场取向的改革、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于劳动工资和收入分配制度、关于宏观经济管理、关于地区发展战略等作出杰出贡献。马洪：在老一辈经济学家中,马洪是为数不多的进行跨学科研究并取得全面成就的学者。他较早提出和支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点、主张稳健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在剖析中国经济结构的弊端,建立合理经济结构的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等。

　　刘国光：开创性贡献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宏观经济管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他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刻认识、“双向协同,稳中求进”、从“两重模式转换”到“两个根本性转变”、论“软着陆”和“治理通货紧缩”等论述影响深远。

　　吴敬琏：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经济与社会政策制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适时转变到整体改革战略,规划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路径,论证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必要性等。

　　于是有了第三种感觉：获奖者在学术上有些落伍，他们的理论框架没有脱离“为政府代言”的痕迹，带有诠释性。而这类诠释，无法用国际经济学界通用的计量模型，既不用十分精确，也无须承担因为论据不充分而致使论点错误的风险。由于是为政府代言，他们甚至很少会有论敌。这些获奖经济学家研究的课题只关注国内经济，他们的研究成果无法在世界范围推广。

　　有一种说法让笔者感到有些滑稽——中国的经济学奖是中国的经济诺贝尔奖。有媒体引用中国经济学奖管理委员会秘书长王建的原话：“该奖的推荐与评选都是参照诺贝尔奖进行的。”甚至有媒体称，中国已经向诺贝尔经济学奖靠拢。

　　诺贝尔经济学奖自诞生以来已经有36年历史，期间，有55人获此殊荣，却没有一位获奖者是中国人。

　　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总是被老外捧走？中国经济学家是否正在向此桂冠靠近？我们只需看一看1999年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的成就，就可知晓两者之间的距离。

　　199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籍教授芒德尔。他通过对“不同汇率体制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最佳货币区域”进行分析，发展了开放型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

　　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赫克曼和麦克法登因。在微观计量经济学领域，赫克曼发展了对选择性抽样数据进行分析的理论和方法，麦克法登因发展了对自行选择行为进行分析的理论和方法。

　　2001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克尔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他们在对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析领域贡献突出。

　　2002年，美国经济学家卡尼曼和史密斯。卡尼曼成功地把心理学分析法与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为创立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史密斯开创了一系列实验法，为通过实验室实验进行可靠的经济学研究确定了标准。

　　2003年，美国经济学家恩格尔和英国经济学家格兰杰。他们分别用“随着时间变化的易变性”和“共同趋势”两种新方法分析经济时间数列，给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2004年，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分别因为在“经济政策一致性”和“商业周期驱动力”理论方面的贡献，共同分享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们的研究范畴，有宏观经济，有中观经济，也有微观经济，但他们的研究之所以能够摘取诺奖的桂冠，却也有共同点：研究的课题富有个性而又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高屋建瓴却又与经济生活紧密相连，扣住时代的脉搏却又走在时代的前列。他们研究的课题往往“全球通”，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状态，带有广泛的指导性。

　　他们还有一个共性，都远离官场，“两耳不闻政治事，一心只在做学问”。美国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对时任总统里根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思想上、学术上的影响，是长期的、间接的影响，而不是政治与经济联姻的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担任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经济顾问，但他并不像中国某些经济学家那样直接参与政府的经济决策。

　　有媒体称，能否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取决于经济学家所在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世界经济中心在哪里，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就集中地出现在那里。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没有得到世界认同，因此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也没有得到认同。但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却说过这样一句话：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的经济学界很少有人耐得住寂寞，认认真真地研究中国当代的改革和发展，研究中国东西部的差距，研究中国贫富之间的两极分化。中国经济学界充斥着太多的不正之风，许多“大家”式的人物主要的心思和精力不是在研究经济，而是在揣摩领导的意图，做迎合领导的文章，他们时常在各种体面的场合出头露面，夸夸其谈，讲的多是套话、空话。很少有经济学家像郎咸平那样说自己想说的话，说一针见血的真话。

　　所以，有人说，中国很少有经济学家，多的是伪经济学家。中国的经济学家虽然成就不大，却十分有钱，他们在官场上是红人，被企业界捧为圣人，甚至在多家企业兼职，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尽管如此，笔者依然赞成评选中国经济学奖，因为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学家。但这类评奖需要在体制上、机制上动大手术。在如何评奖上，笔者倒同意本次中国经济学奖管理委员会秘书长王建的说法：“本奖的推荐与评选参照诺贝尔奖进行”。如果此话当真，那么，参加评奖的候选人至少应该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理论，有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影响并受到广泛好评的经济学论著，而评奖的机构也应该以学者为主，不能有太多的官员，至少不能像本届评奖，评委会成员居然可以成为获奖者。东方网，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