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吴敬琏：经济学家应坚守自己的良心

　　《东方早报》：首先恭喜您获得这个经济学杰出贡献奖，您如何看待自己获得的这个奖项？

　　吴敬琏：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需要很强的学科知识予以支撑。但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们国家还不成熟，其意义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我个人把这个奖项视为给全社会的一个信号，即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中也有经济学家的一份功劳。但对于我们经济学 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鞭策，促使我们去完善这门学科，让经济学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东方早报》：您如何看待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家目前所受到的关注？

　　吴敬琏：有个我不太喜欢的说法就是经济学是一门“显学”，好像在中国这种背景之下经济学也就成了一种官学，在各种学科之中地位很高。当然，这与经济学与物质生产关系紧密相连有关。而发展时间长了后，经济学就开始“侵犯”其他领域，经济学家们用经济学去研究其他学科的各种问题，好像也能得出一些规律和结论。因此有的人就认为经济学高于其他学科，能够解决其他学科的问题，这就有些过了。国际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经济帝国主义”。在中国，很多事情都容易与社会政治地位联系在一起。其实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还很幼稚，应该多向其他学科学习。

　　《东方早报》：您不管走到哪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但您好像不是特别赞同当前媒体对待经济学家的态度。

　　吴敬琏：我曾经说过经济学家不是歌星。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精巧复杂的仪器，所涉及到的问题往往都有许多深层次的原因。很多事情不是像歌星一样可以随意明快地回答。媒体经常要求我们能不能用一句话，或用几百个字把一个观点表达清楚。正是因为我理解经济学家的社会角色，知道自己的言行会产生的社会影响，所以我才说经济学问题不可能进行过于简单地表述，要知道，浓缩成一句话的东西往往就会走样。

　　《东方早报》：我们知道您的母亲邓季惺也是著名的报人，她筹办了《新民晚报》和《北京日报》前身报纸《新民报》，因此您对媒体也似乎很有见地。吴敬琏：(笑)我母亲曾经说过做媒体成功的经验有三条：要表达老百姓的声音、要使用喜闻乐见的形式、要懂得经营管理。其实，我母亲是学法律出身的，在她媒体的从业经历中也就总是带有民主、法制、为老百姓鼓与呼的思想。应该来说，我父亲早逝，母亲对我的影响很大。

　　《东方早报》：您曾经说过去年的中国经济可以说是“有惊无险”，那么目前能否说是“软着陆”了呢？

　　吴敬琏：目前还不能这么说。原因有两个。从短期宏观经济的基础面上看，目前的总供给还是过大，具体表现出来就是一个波浪式的降温。去年第二季度降温效果有所显现，但第三季度又上升，第四季度有所下降后今年一二月份又有反弹。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我国现有的工业化道路上，增长方式还是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高投入高投资下的增长，因此速度一上来就会带来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的问题。显然，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亟需改变。

　　我注意到前苏联六十年代末期就开始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我国改革开放后两次大的调整也是想实现这个目的。然而我们看到“九五”时，我国对此提的是“着重”，而“十一五”则改成了“一定要”。重视的程度提高了，但也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我们一直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东方早报》：您如何看待目前央行的宏观调控？您觉得可能加息的时机？

　　吴敬琏：物价上涨当然会损害工薪阶层的利益，因为当他拿到现金去买东西的这个过程当中，手中的货币就已经贬值了。市场经济是靠价格来配置资源的，价格的扭曲当然也会影响到资源的配置。要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就是要保证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平衡，因此央行的主要责任就在于保证货币的供应与社会需求相适应，从而使得物价水平不会大起大落。而在央行可以采取的各项措施中，利率始终是第一位的手段。

　　从今年一二月份的各项指标来看，我国消费物价指数有所下降，但并不稳定。而生产者价格指数却很高，如果这个价格传到消费者，居民会有意见，但如果不传导到消费者，厂家又会受不了。至于具体什么时候调息，还是取决于我们的央行。只不过，我认为调息不完全是一个科学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一门艺术，有一个时机的把握。

　　《东方早报》：如何看待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不确定因素？

　　吴敬琏：我一直认为近期内保持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问题不大，我比较关心的是中长期的问题。因为在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下，各个商业银行很快就会积累起大量潜在的不良资产。而这个问题在两个情况下就显得更加紧迫。一个就是2006年我国对外开放银行业，另一个就是年龄结构的问题。10年后我们国家进入老龄社会，取钱的人会比存钱的多，这对我们银行业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东方早报》：您一直被称作经济学家的良心，您怎么看？

　　吴敬琏：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样的提法。经济学家的一言一行都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坚守自己的良心和操守是应该的。

　　吴敬琏

　　人物简介 生于1930年1月。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54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84年以来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获奖理由在理论经济学、决策咨询、经济学和管理学教育等多个领域中长期辛苦耕耘，成果丰硕。他与经济学界几位学者一起，创建了我国的比较制度分析学科。运用这一学科的研究成果，他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