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不应反感网上舆论 多研究穷人经济学

　　温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叫舒尔茨的经济学家的一句话，他说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总理心忧黎民、情系百姓的情怀，令人动容。他还在记者会开场白中说，“其实关心两会的是全中国人民。昨天我浏览了一下新华网，他们知道我今天开记者招待会，竟然给我提出了几百个问题。我觉得他们对国事的关心，深深感动了我。他们许多建议和意见是值得我和我们政府认真考虑的”。

　　而此前，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委员厉以宁在人代会中接受记者采访时，号召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互联网的压力”。我们就有些纳闷了，厉到底为什么对互联网如此不满、如此反感呢？　更多言论特刊

　　正派经济学家何必惧怕互联网压力？

　　互联网只是一个平台和载体，本身并不具备压力，有的只是通过互联网所反映出来的民意。所以，厉以宁教授的这番讲话，充分说明互联网上民意声音的强烈，以及容不得任何人忽视。

　　其实，基于网络的特点，互联网所反映的民意较一般调查更为真实，就拿经济学家来说，在互联网上听到的声音是你们在调查中、在座谈会中、在这样那样的研讨会上听不到的声音。互联网上的声音就是民众最为真实的声音，是民众真情的流露，体现的是真正的民意。因此，顶住互联网的压力，难免有抵制民意之嫌吧。

　　作为经济学家(以及一些官员或者这样那样的“腕们”)，必须做到服务于大多数，顺应民意，并把互联网上的声音作为衡量自己的一些政策、理论和措施、行动、言谈正确与否、是否体现民意、合乎国情的一个标尺，而不是惧怕互联网上的民意，甚至惧怕互联网上的声音，如果对互联网上的声音求全责备，听不进网民的真实意见，无异于把自己置于民意的对立面上。这样的经济学家或是官员，人民需要吗？

　　总理的网声和厉以宁“顶住”互联网

　　既然“网声”令总理感动，既然总理及其政府也会认真考虑“网声”，那么，厉委员的“顶住”之说从何谈起？

　　从过去的实践看，网络确实也给一些人带来过压力和痛苦，比如山东济宁副市长李信，就是在潮水般的网络声音中“沦陷”的；还有沦为个别企业代言人的个别经济学家，也经常遭受网民的质疑和声讨，等等。毋庸置疑，任何行得正、坐得端的官员、学者，不仅不惧怕“网声”，还乐于看“网声”，时常被“网声”感动，善于从不同的“网声”中吸纳营养，根本谈不上“顶住”之说。

　　当然，对于那些独立思考并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来说，他们的思想与观点，不该为网民所左右。但不少经济学家的观点毕竟将会对国家政策产生一定影响，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们也需要听取民意，进行调查研究，而不是闭门造车。从这个意义上说，多看看网民对经济生活方面的看法，有利于经济学家在广泛了解民情基础上独立思考，何须“顶住”？

　　厉以宁顶住“互联网压力”，啥意思

　　互联网上的压力也是有的。人们记忆忧新，每遇特大矿难发生，每遇一些危害社会、危及老百姓的典型曝光，每遇典型贪官污吏的出现，总见互联网有声音。有的声音非但尖锐得很，而且分析博古引今头头是道。许多时候，对某些社会热点问题互联网常是网评如潮，大有“打破沙锅问到底”，“敢把贪官拉下马”之势。难能可贵的是，很多“网评如潮”之后，时见地方政府有反应动作，比如，近年湖南邵东官员在广西野蛮冲卡；内地贫困县搞豪华演出；湖南嘉禾县野蛮拆迁等典型事件迅速处理，无不打上互联网的印记。

　　被曝光的当事人及其顶头上司，内心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与许多事情一样，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假若没有包括互联网在内的舆论监督态势，一些事情的处理恐怕没有那么迅速，也没有那么大胆。从这个角度而言，互联网有时候形成的压力并非坏事。正因为互联网的独特作用，近年来，许多官员都注重利用互联网宣传政策，解释法律，公布信息，引导群众，分流群众情绪。更加重要的是许多官员注重从互联网中了解民意，发现问题，迅速调查及时调整思路。

　　诚然，互联网也是“双刃剑”。网上的言论并不一定都反映实情，也不一定正确。即使是合理的声音，其遣词造句也不一定准确。有时候甚至出现泄气愤图攻击之言。假若这些也列入“压力”的话，那倒不用怕，因为真理是在与谬误比较中发展，谬误终究会被主流网意淘汰。一个坚信自己观点是正确的人们，面对方方面面的网评，还可以通过网评比较补充自己完善自己。怕的则是面对事实，却不肯正视；怕的是面对讲事实、充满哲理的批评建议却违疾忌医。一句话，怕的是脱离群众，与人民群众意愿背道而驰。

　　多研究点“穷人的经济学”

　　当今中国，经济学是一门显学。社会公众对经济学家寄予厚望，希望他们是客观经济规律的探索者，是社会正义和良心的守护者，是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理所当然地应该多研究点“穷人的经济学”，多为穷人谋利益。但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各个利益主体都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这种利益博弈过程中，强势群体特别是某些利益集团无疑处于支配的地位。他们可以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能量，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施加影响，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倾向施加影响。比如，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实行经济紧缩方针时，一些房地产商赞助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研讨会，由经济学家出面呼吁政府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可以看作是一个开端。而在2004年有关国有资产流失讨论中，利益取向明显的学者与资本的联盟关系更是浮出了水面。

　　可见在当今的利益格局中，我们的经济学家一不留神，就会有意无意地充当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从而失去超越于利益集团狭隘私利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而把“穷人的经济学”丢到了脑后。即使像厉先生这样有名望的经济学家也在所难免。去年底，在北京大学第七届“光华新年论坛”上，厉先生谈到如下观点：中产者队伍的壮大，主要应该依靠较低收入者逐步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不是靠实行高税收，把富人降为中产者。他强调指出：杀富济不了贫，也无助于穷人的脱贫。这就奇了！通过税收这个国家强制性杠杆，对富人多征税，可以通过收入再分配缩小收入差别，达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既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也有利于保障富人的长远利益。为什么这个连普通老百姓都懂得的道理，经济学大腕厉先生却不甚了了呢？人们有理由怀疑，厉先生是在为某些先富起来的利益集团讲话，搞的是“富人的经济学”。

　　由此看来，经济学家必须顶住某些利益集团的压力，还有诱惑，方能把目光更多地投向穷人，更多地研究“穷人的经济学”。如是，则百姓幸甚，学界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