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瞧不起自己的经济学家

　　见习记者熊远烊 通讯员宋兵

　　近日，经济学权威杂志《世界商业评论》选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大经济学家”，42岁的武汉大学教授邹恒甫位居第二。这位15岁考上大学，新中国第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第一个中国高级经济学家，被称为武汉大学经济学的一张“王牌”，其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

　　成就卓越，处事最低调

　　邹恒甫被称为“最低调的经济学家”，极少接受媒体采访。央视等诸多媒体的记者都吃过闭门羹。在相关人士的帮助下，日前，刚从美国回来的邹恒甫在其武汉大学的寓所接受了记者采访。

　　一身黑色西服、一头卷发透露出邹教授的几分桀骜不驯与坚定执着。对此次入选“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大经济学家”，他并不以为然。

　　但许多人认为，在经济学上的卓越成就和对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的杰出贡献，获此殊荣，他当之无愧：

　　他是第一个进入世界银行研究部的中国高级经济学家，被誉为最优秀的华裔宏观经济学家，在国际经济学界享有盛誉。他的一些经济学观点，得到了国际经济学大师巴罗、拉丰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克曼等人的高度赞扬。

　　他在宏观经济学领域贡献突出，在国外核心期刊上发表了40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根据2000年国内文献情报中心的SSCI检索结果，仅仅由于邹恒甫教授一个人所发表文章，就把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排名从第十几位上升为第三位。

　　他一手创立了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对提高中国的经济学教学与科研水平，缩小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作用巨大。

　　他还创办了我国的第一本经济学英文期刊：“AnnalsofEconomicsandFinance”《经济学与金融年刊》。该期刊现已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正式收录，也被最权威的美国经济文献库JEL收录，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主流经济学杂志之一。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曾说：“邹恒甫是中国经济学界中，我敬重、景仰的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也曾评价说：“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经济学教育做得最多、贡献最大，没有人可以与邹恒甫相比。”

　　酷爱读书，15岁考上武大

　　1962年，邹恒甫出生于湖南华容县的一个小镇，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普通农民。由于母亲体弱多病，加上他兄妹三人，家里日子过得很拮据。

　　邹恒甫自小懂事，做农活、干家务，样样都会。上学后，他利用假期帮人看过果园，养过蚕，以此赚些学费。前些年，每次从美国回来，他都会去外公外婆居住的乡下做两天农活，种菜、插秧……直到两位老人去世。

　　认识邹恒甫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读书狂”，到哪里兜里都揣着书本，一有闲暇，就会拿出来看。小时候，就是在地里干活，他也会抽空看会儿书。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也一直保持着读书的习惯。

　　1977年，邹恒甫高中毕业。那年恰逢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于是，他拾起荒废已久的学业，寒窗苦读数月。谁也没想到，他竟轻松地考上了武汉大学。那年，他只有15岁，是当年武汉大学新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在家乡被传为美谈。

　　偶然机遇，敲开哈佛门

　　刚上大学时，邹恒甫学的是历史，可不久就被调到经济系。当时大家都往“数理化”里钻，经济学是少人问津的冷门专业。邹恒甫曾为此失落好一阵子，“回家都不好意思和亲戚邻居们说，怕被人笑话。”

　　在学校，邹恒甫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读文史哲书籍上。回忆起那段经历，邹恒甫笑着说：“我在闲逛中度过了大学时光，没有什么做学问的志向。”

　　1982年，20岁的邹恒甫大学毕业。班上大部分同学都出国留学，而他由于年龄太小，又没有考托福，被许多国外大学拒之门外。无奈之下，他自己向哈佛、斯坦福、威斯康辛等大学发出留学申请。

　　没想到哈佛很快就来通知称对他很满意，他一直不敢相信，还以为哈佛弄错了。第二年3月，他收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欣喜若狂，“就像范进中举一样！”由于太兴奋，他一不留神让门槛绊了一跤，摔破了膝盖。

　　留学哈佛并非一帆风顺。第一天，他竟因英语说得不好没能报上名。此后，由于基础差，他学习非常吃力，有时甚至想放弃回国，但他最终咬牙坚持了下来。在哈佛，他学到了许多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真正领略到经济学的魅力，还先后担任哈佛大学经济系研究助理及哈佛商学院研究处副研究员。

　　1989年，他从哈佛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应聘世界银行。当时应聘人数众多，竞争异常激烈，平均两千多人争一个职位。最后，邹恒甫脱颖而出，成为首位进入世界银行的中国青年专家。

　　“我总觉得人生是非常偶然的安排。”他说，考上武大、留学哈佛、到世界银行工作，都是一种偶然。但就是这种偶然让他对生活充满激情。

　　远离喧嚣，潜心办教育

　　在美多年，邹恒甫痛感中国与西方经济学差距甚大。

　　在中国创办一个“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以此推动国内经济学教育改革，是邹恒甫回国后的梦想。

　　从1990年开始，他在国内积极奔走，寻找传播经济学的基地。4年后，在美丽的珞珈山麓，他终于创建起武汉大学高级经济科学研究中心，开始了艰难的办学历程。

　　中心创办之初，经费奇缺，他四处募捐，向亲友借贷；生源少，他亲自去学生中宣传。三间破旧的平房是中心的办公地，每逢下雨，漏雨厉害，污水从门外涌进来，他就用盆往外不停舀水。由于潮湿，他费尽千辛万苦从美国带回的珍贵书籍全都发了霉。

　　尽管条件艰苦，但邹恒甫却很知足——好歹有个办教育的地方。他常说，只要有一张纸，一枝笔，一个厕所，就足矣。

　　凭着这股执着，中心不断发展壮大。他和中心的老师发表了许多论文，震动国内经济学界；他引进国外主流经济学的教学体系和方法，同时在中心开设国学、历史、哲学等实验班，在中国高校教育界反响极大；他遍邀国内外诸多名家学者来中心讲座，次数之多，影响之大，让国内其他高校为之侧目……

　　如今，这里已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研究中心，也是我国向世界一流大学输送优秀人才的重要基地。从中心走出的上百名学生，大多就读于美国排名前10位的大学，如哈佛、斯坦福、耶鲁等，并受到一致好评。

　　邹恒甫远未满足，他要培养更多倾心做学问的顶尖人才；他要的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取得质的飞跃。所以，当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及EMBA班备受媒体热捧时，作为发起者的他却独在一旁，静默地继续做学问、办教育。

　　淡泊名利，看不起自己

　　不久前，邹恒甫应著名经济学家田国强之邀，去上海财经大学讲座。在挤满教室的近四百多名听众面前，他痛斥一些从国外回来的海归经济学家，说他们“到国外就很老实，一回到国内就开始癫狂，就开始装大”。其尖锐的批评、独到见解和率真的性格，折服了现场师生，讲座多次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

　　其实，邹恒甫的率真早已闻名遐迩，他曾在许多公开场合猛烈批评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他认为经济学家不应从政，不应去企业作报告，而应在大学、研究机构里好好做学问，为青年学生树立好榜样。

　　“现在中国潜心做学问，耐得住寂寞的人太少了！”他直言不讳地说。

　　他的率真也惹来了众多非议，狂傲、自视甚高、脱离实际……各种批评扑面而来。

　　然而，赞扬也罢，批评也罢，邹恒甫都不在意。他说：“我连自己都看不起，更何况别人，对别人的评说自然更不去理会！”

　　闲看花开花落，漫随云舒云卷。率性纯真，淡泊名利，邹恒甫身上浸润着踏实勤奋的珞珈学风。他曾笑称，等从世界银行退休，他希望能在国内开一个农场，养些牛羊，然后踏踏实实地办教育，报效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