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强
近期，有报纸刊登《樊纲首次回应产权改革 国有资产不能平均分配》的文章。
对于樊钢提出的“中国的国有资产，绝不能搞俄罗斯式的私有化，不能搞平均分配”的观点，我是赞成的。但是，樊钢说：“当前一些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指责是对中国产权
体制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史进程的一知半解，是迎合一些社会情绪。”我是不赞成的。为什么广大群众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有财产是全体人民的，因此所谓“国有资产”实际上全体人民的，政府部门是代理人，是人民财产的管理者，所以“国有企业”、“公共设施”被称为“全民所有制”，既然是全体人民的财产，人民群众当然关心，这说明群众的觉悟提高了，所以不是情绪化的问题。而在国有企业产权转让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国有资产被贱卖的现象，意识是对存在的反映，所以，这不是“一知半解”。
樊纲认为，对国有资产管理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实现国有资产在不同形态上的转化，即我们所说的所有权的处置权。中国目前所有的对国有资产的买卖都不是私有化，而只是资产形态的转换。当一家国有企业被卖掉的时候，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是私有化了，但是国有资产并没有私有化，只是资产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变成了现金形态和非经营性资产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的有进有退并不是企业的有进有退，而是国有资产的有进有退。国有资产的有进有退并不意味着国有资产消失了，而只是资产的形态发生了变化。
“国有资产”有不同的形态、资本、资产、企业是三个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国企被卖掉以后，只是资产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变成了现金形态和非经营性资产形态。这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在资产形态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国有资产是否全部收回来了，如果被贱卖了，那就是国有资产流失了。
樊钢说：“当一家国有企业被卖掉的时候，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是私有化了，但是国有资产并没有私有化，只是资产的形态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请问：如果国有资产被贱卖，会出现什么现象呢？樊钢实际上回避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按照樊钢的说法推理：只有在国有资产得到合理的价格时，才能说“国有资产”形态发生了变化，没有被私有化。如果国有资产被贱卖，那就不仅是企业私有化，而且相当一部分国有资产也被私有化了。比如说，一个国营企业正确的评估应该是1个亿，但是只卖了5千万，那么不仅企业被私有化了，而且损失了5千万，本来应该收归国有的5千万，就在所谓的“只是资产的形态发生了变化”的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了。
报刊上有不少这样的报道，例如最2004年11月2日《民主与法制时报》刊登的《武汉演绎蛇吞象神话 30万的小公司吞2.68亿国资》，洪山公司算了这样一笔帐：“武汉电脑大世界”写字楼共有2.69万平方米，按市价8000元/平方米，就是2.15亿人民币，还有1700平方米车库，市价为3000元/平方米，就有500多万，加上“电脑大世界”1至5层房屋3年的租金,每年的租金有1000多万元，这样算起来就是2.6亿多的资产。从2002年到现在短短2年的时间内，一个好端端的合资企业，一栋达2.68亿人民币的大楼，就在张钜文董事长的精心“导演”下，变成了一个“空壳”。同时还欠银行贷款4000多万，拖欠建筑商近2000万的工程款，可以说是债务累累，这让中方的投资者百思不得其解。洪山公司已向武汉市公安局办案人员举报。
在这样的实例面前，人民群众要问为什么？难道是“一知半解”？难道是“情绪化”？
樊钢说：国外普遍认为，国有资产存在的意义就是两点，一是通过国有企业或者说是通过政府的支出包括亏损的支出，创造一些私人企业难以创造的就业机会。二是国家在调整社会经济结构方面可以通过国有企业来做一些私人企业不愿意做的事情。但中国目前的国有资产管理目标还存在较大的缺陷。因此，他主张：中国要搞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应该更多地建立在私人资本的基础上。
所谓“国外普遍认为”是一个含糊不清的说法。为什么要“国有企业来做一些私人企业不愿意做的事情”？这只平等吗？著名经济们不是主张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吗？有人说国企垄断，但是在国际上那些大的跨国公司难道不是垄断吗？著名的微软公司难道不垄断吗？否则就不会有所谓“市场份额”的说法。现在我们的大型国企业也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面对的是更大的企业，甚至可以说面对的是垄断的国外大企业。那么在国内呢？一些大企业是上个世纪国家投资建成的，有它的优势，同时也有国际、国内环境的因素。例如大庆油田的开发，对我国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以后陆续出现了一批石油企业，都对国家的基础行业起了重要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如果从1960年起国家不进行石油行业的开发，那么由谁来做呢？在经济发展急需石油的情况下，只有国家进行组织才能及时地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在日本和韩国经济发展时期，也是由国家组织大型的民企进行攻关，并没有搞自由竞争。
现在我们国家也在有步骤地对外企、民企开放能能源、交通、电力等等部门的经营权。这个开放应该是有步骤的，不能搞急速转化。而且开放，是为了让国企、民企、外企平等竞争，并不是让国企关门。更不能让国企只做“一些私人企业不愿意做的事情”。
樊钢说：“中国要搞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应该更多地建立在私人资本的基础上。”这是他要说的核心问题，也是某些经济学家的想法。其实，这是形而上学，而且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欧洲出现了国家直接收购私人企业的情况，美国也是国家直接投资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1930年大萧条时私人投资不振，迫使国家加大投资力度。大危机前美国私人投资是国家投资的好几倍，1932～1937年国家投资就超过了私人投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以军工企业为主的大量企业由国家掌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国家在国民财富中的份额占27%。这说明国有化，不仅挽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而且为战胜法西斯奠定了基础。值提注意的，这个时期，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美国为市场经济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正是由于国有经济的示范作用，这些法规实行起来才比较顺利。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国有经济成份在恢复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历史事实说明国有经济成份不仅没有妨碍市场经济，反而对市场经济起了推动作用。道理很简单，不同形式的相互竞争、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对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
就中国的情况来说，我认为包括国有控股公司在内的国有经济成份和包括民营控股公司在内的民营经济在未来会长期存在，而且还会出现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共同参股的公司。因为股份制必然导致社会化、公众化。
今年(2004年)8月在深圳举行的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上，中国诚通集团董事长马正武提出，中国民族企业要做大，必须实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新合营”。这一观点在会上引起了强烈回应。我看企业家更实际，就在某些主流经济学家一再宣扬“国退民进”的时候，民营企业家提出“新合营”的观点，这确实很有意思。其实混合经济的设想，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申报》月刊组织的“中国现代化”讨论中就提出来了，当时有上百名学者和知名人物参加了讨论，大多数人同意把苏联和欧美的经验结合起来，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这段历史，我将在以后的文章中介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