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中国的经济学家成了游走四方的托钵僧

　　作者：王志纲

　　歌德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鸟儿。同样道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备受追捧的显学。

　　何谓显学？顾名思义，就是显赫一时的学说、学派。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曾总结道， 原始社会的显学是巫术，所以巫师在那时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实即便在今日科学昌明的时代，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一些封闭的部落里依然如此；欧洲中世纪的显学则是神学，

　　罗马教廷拥有生杀予夺之大权，布鲁诺就是被其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的；而在中国的帝制时代，显学则是孔孟的儒家学说，国家选贤任能的科举考试使用的也是其经典的“四书”、“五经”；十七八世纪的欧洲，显学则是哲学，物理学家牛顿、笛卡尔，数学家莱布尼茨等都以哲学家自居，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更是公认的哲学大师；到了20世纪，尤其是进入70年代，欧洲的显学是经济学；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异军突起的显学也是经济学。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整整100年的时间，高悬于国人头上的两把利剑就是“亡国亡种”，与之相对应的显学就是探讨、研究中国如何“救亡图存”的学说、理论，如哲学、历史、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传统国粹自然也是研究和实践的一大方向。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陈寅恪、蔡元培、梁漱溟、冯有兰、熊十力、陈垣、胡适、陈独秀、鲁迅、老舍、金岳霖、沈从文、钱钟书、巴金、梁实秋、徐志摩、郁达夫等人就是代表，其中没有一个是经济学家。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显学也是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处于主流地位的也没有经济学的立足之地。

　　中国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家成为社会的显学，认真算起来只是从1992年确立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以后。所以，目前经济学家的异常火爆就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粮食、商业及供销系统的惟我独尊一样，都是“时也，命也”，跟个人的努力、才华没有任何关系。与经济学家打的交道多了，我经常在恍惚中看见他们的神色——矜持，儒雅中遮掩不住的自傲，就像在物质极度匮乏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卖食品、卖生活物质，尤其是卖肉的脸上显露的一样，当然他们毕竟是文化人，表面还是温文尔雅的。

　　一个行业的催生靠的是天时与地利。经济学成为显学，天时就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千年未遇之变局，是市场经济的框架之确立，今天经济发展的水平已经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地位高低、价值大小、有没有话语权的最重要因素。地利，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靠摸着石头过河完全无法适应残酷的市场竞争环境，也无法有效地提升一个区域、一个城市，乃至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大则国家的发展战略与走向，中则区域经济与城市经营的提升，小则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都离不开经济理论的指导，加之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不仅登堂入室，而且纷纷进入政府成为国家的行政首脑，更大大地推动了这一波浪潮。

　　克林顿是美国历史上在经济方面最有作为的总统，两任财政部长鲁宾、萨摩斯及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号称“三驾马车”，为美国重执世界新经济的牛耳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三人都是颇负盛名的经济学家。2004年，在党派混战中脱颖而出的印度总理也是国内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

　　学者从高墙深院中介入火热的生活，本来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目前的隐忧是许多显学大师经常“越界飞行”，并且乐于成为大众传媒追逐的明星。

　　我因做项目之故，经常受各地政府及媒体的邀请去全国讲学，让我非常吃惊的是在我参加的许多专业性极强的论坛、对话活动中，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可以说是“十处打锣九处在”。

　　作为一个下海10年的知识分子，到今天我接受邀请参加论坛、讲学、演讲或者媒体采访，始终坚持一点，只谈自己思考、实践过的东西，就是说只谈自己懂的，如复合地产、泛地产、大盘经营、商业地产、旅游开发、新型工业园区、区域经济及城市经营等。但有些经济学大师就不是这样，讲的多半是“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在目前的经济格局下，企业应该如何如何做，道理都不错，但似乎又很飘逸，让老板们感到摸不着头脑。不到一个小时，拿了主办方给的劳务费马上就走。据圈内人说，有的人最高记录是一天跑了五场。

　　天子脚下还有一位名气不小的学者，经常被邀参加各种论坛。他的一个最重要特点是唱反调——如果大家都说经济过“热”，他必定说“过冷”；反之，如果大家都说经济过“冷”，他必说“过热”。不少人说地产泡沫严重，他就说根据世界主要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没有泡沫，或泡沫很少，无伤大雅。还有的少壮派经济学家，善于用国际视野来解读中国的经济现象。比如说地产前景，他就说西方的城市化率是90%，而中国仅仅30%，如果要达到西方的水平，至少要3亿农民进城，所以中国的地产市场前景光明。

　　学者从书斋中走向社会，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市场对接，本无可厚非，但却不能成为四处逐利、搏名的商人，更不能违背自己的学术精神。一个严肃的学者不管他怎样活跃，总要保持自己学术研究的一贯性，也就是说他的一切社会实践都应围绕着自己的学术研究，绝对不能为了成为媒体眼中的明星或者为了区区几个孔方兄，就随便追逐热点，越界飞行。比如说今天国企改制是热点，就大谈如何进行法人治理，明天私营经济是个话题，又大谈家族化与现代化；今天地产开发浊浪滔天，就拼命说还有50年的黄金期；明天城市经营是焦点，就大谈西方的城市经营是怎样做的，我们该如何学习；昨天粤商攻城略地，就研究、分析为什么广东人这么厉害；今天浙商如日中天，就说从春秋战国开始江浙是如何不凡。坦率地说他们的研究重心只有两个指挥棒：一个是传媒的关注程度，一个是老板的兴奋程度。这样一来，中国这些精英级的知识分子不就成了游走于四方的托钵僧、到处化缘的游方和尚或者拼命走穴的通俗歌星吗？

　　　过去我们常说“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殊不知社会发展速度惊人，已经成了“各领风骚三五年”。目前的中国，年老的显学大师们仍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中年的则正欲“乘长风破万里浪”，而新近崛起的年轻一代显学大师们已经喊出了“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或者“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听这些年轻的学者纵论天下风云，感觉到他们身上的确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

　　就其年龄、经历而言，客观说非常难能可贵。不过“听其言，观其行”，我始终有种印象挥之不去，什么印象呢？打个比方，就像一幢房子，一般而言应有三个层次：框架结构，外墙及装修。他们给我的印象就像房子的装饰、装修，远远一看，色彩、线条、图案非常漂亮，工艺也不错，但是往深处看，就不难发现他们对自己所装饰、装修的墙，尤其是钢筋、水泥、预制件等框架结构知之甚少。

　　这让我想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几件事。有学者向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提出价格双轨制的建议，原本之意是想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之下，寻求改革的突破点，不想这一建议推行的结果是产生了大批的“官倒”，腐败盛行，使改革开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后，这个价格双轨制的发明者还引用马克思的话说：他“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20世纪90年代，在一帮年轻的海归经济学家的鼓噪之下，中央大力推行增值税制度，没想到结果则是虚开增值税蔚然成风，广东潮汕地区因之而元气大伤。全国范围内虚开增值税的大案要案层出不穷、前赴后继，充分说明这一制度设计弊端严重。

　　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经验性都极强的学科，而中国的经济学大师们最大的缺陷就是普遍脱离实践，闭门造车，关在书斋中潜心研究西方大师们的理论，如萨缪尔森、凯恩斯、布坎南、哈耶克、缪尔达尔、诺斯、科思、弗里德曼等，当他们所知所感的现象与这些大师们的理论有某种程度的吻合时，便兴奋得像发现了真理，马上在媒体传播。所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判断、看法与见解，更多的是一种一时一地的感悟，缺乏的是系统、理性、战略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位领导人曾不无感慨地说，经济学家总希望他们的建议被政治家接受，从而扬名天下，但是对实践结果负责的是政治家而非他们。

　　中国的经济学家什么时候算成熟？对中国的经济现象及走势有长期、稳定、成熟、理性的认识，并因此在世界学术论坛上有一席之地，而不是成为大众传媒明星。正如美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说的，如果谁能将中国的经济现象解释清楚，一定能获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