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强：吴敬琏郎咸平张文魁观点之异同

　　作者：韩强

　　2004年，关于郎咸平的争论很热闹，各种各样的评论也很多。水皮先生一贯以杂文著称，由于他是旁观者，所以他的评论很有启发性，他说：

　　“我们特别担心对于个别私营企业的揭露而败坏私营企业家的形象，我们特别担心这 种形象的败坏会影响到中共对于私营经济的判断，我们最担心的莫过于由于误断从而导致中国社会经济改革趋势的逆转，因为我们深深知道，在官场文化中，宁左勿右的影响是多么的根深蒂固、深入人心。”(《中华工商时报》2004年9月1日)这些话是对，个别的民企出问题，不等于所有的民企出问题。即使是象德隆那样的大民企出问题，也无损于民企的整体形象，因为就绝大多数的民企来说，在改革开放中做出的贡献的有目共赌的。同样道理，国企也不是一无是处，大型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力军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大家都知道巴菲特买中石化股票，人家说没有所谓的“理念”思维。这个道理很简单，只要你是上市公司就是公众公司，我就要看你的效益。还有，在在深圳举行的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上，中国诚通集团董事长马正武提出，中国民族企业要做大，必须实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新合营”。这一观点在会上引起了强烈回应。我看企业家更实际，就在某些主流经济学家一再宣扬“国退民进”的时候，民营企业家提出“新合营”的观点，这确实很有意思。好象在说：经济学家们你们去争论国企民企谁优越吧，我可要公私合营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另写文章。现在，还是回到郎咸平吧！

　　水皮先生说：

　　“郎咸平的评论和判断，显然过于乐观和简单，郎咸平生活在“一国两制”的香港，虽然经常往来于京港之间，对于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转型时期特定历史现象的认识毕竟有局限。其实，面对郎咸平的抨击，国内还是有经济学家回击的，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企业所的副所长张文魁就是一位。不过，张文魁回击的主题却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路不容全盘否定，这种上纲上线式的回答本身就说明，对于理念的理解有着多大的差异。张文魁的回答实际是一种本能的回答，水皮相信他和郎咸平是有共同语言的，否则他也不会单刀赴会。因为郎咸平抨击的不完全是产权改革的方向，而是过程。张文魁同样承认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监管缺失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评论很精彩！其实，张文魁与郎咸平分歧的焦点是对科龙的看法，但是张同志确实有点上钢上线了，把这个问题扩大到“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路不容全盘否定”，好象他没有弄清除了具体的“科龙”之外，郎咸平究竟要说什么。

　　我们再看吴敬琏教授的观点。

　　记者：郎咸平教授还提出应该停止国有企业改制，对此你怎么看？

　　吴敬琏：这个观点我不同意。但是他说的有一条我觉得是对的，就是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确实出现了蚕食和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我自己也在很久以前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曾经在中纪委的一个干部培训班上作过一个讲话，题目叫《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思考》。其中就提出，腐败的源头在经济制度上的基础，有三种情况：一是寻租，就是行政权力对市场活动的干预造成了寻租的环境；二是利用市场的不完善、制度的不健全、监管的不严格等等，用各种违法违规手段牟取暴利；第三种情况就是在经济体制变动、产权结构变动过程中，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蚕食和侵吞公共财产。郎咸平教授如果说的是我们在国企转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腐败行为，出现了利用权力来盗窃公共财产的行为，那么我们号召全社会跟这种行为作斗争。(《吴敬琏与许小年回应郎咸平：国企改革不能停止》2004年9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这里，我们弄清一个问题：郎咸平说过“国企改革要停止”了吗？我们看一看郎咸平是什么说的：

　　“我所谓的停止国企改革的目的是防止全体老百姓的国家资产转到私人口袋里，而私人包括民营企业家也包括国企的老总，这是我认为要防止的，不是说什么都不要干，回家睡觉。不是停止改革，而是要把改革的方向改一下。但我们不能够让国有资产流向私人腰包，这方面要停止。 应该怎么办？”郎咸平教授说，我们应该重新建立起职业经理人制度，我们可以透过高薪聘请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负责制”，不是“承包制”。(凤凰卫视8月27日)

　　请注意：这里郎咸平的主要观点是“改革的方向改一下”，建立起职业经理人制度，我们可以透过高薪聘请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负责制”，不是“承包制”。这显然是改革的方法问题，而不是要不要改革问题，更不是象张文魁说的那样全盘否定国企改革。

　　所以，反驳别人的观点，首先要弄清人家在说什么？不能把自己的理解当做别人的观点。这让我想起一件事，2001年股市大辩论，吴敬琏教授说过这样一段话：

　　“就像外国人说的：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做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

　　立即引来一片反驳“赌场论”的大批判。其实，谁心里都明白，吴先生是说股市不规范，他并没有说“股市是赌场”，“象”与“是”的词义不同，连小学二年级的学生都明白。为什么一些大学者却非要说吴敬琏的“赌场论”呢？甚至有报刊的标题“十年股市建立一个大赌场”，更上纲上线，不仅是“赌场”，而还加了个“大”字。其实，要反驳吴先生，最好的论据是“我们股市很规范，你说不规范，是不对的”。但是找不出这样的事实，因为从2001年以后，违规事件不断出现，以至于公司一出事，高管人员就蒸发。所以，只能批判“赌场论”。谁都知道，早在吴敬琏的电视节目之前，中科系列的跳水就引起股市不断下跌，但是一些人却非要说，这是吴敬琏讲话造成的。

　　现在，郎咸平的境遇有点象当初的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说：“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之风。”

　　真是让人弄不明白，质疑某些上市公司，就是“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之风”，真是够上纲上线的。这要让人想起了2001年要爱护10岁小孩子的观点，谁要对股市提出问题，谁就是否定股市10年的成绩。

　　透过这些争论，我们可以看出，所谓“著名经济”学家的辩论，经常伤害的是经济学界自己，因为任何辩论都要讲逻辑，都要有共同的前提，如果把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或者是自己理解的观点)拿来反驳对方，这就是与风车作战。我想说一句：亲爱的“著名经济”们，讲点逻辑好不好？别再进行那种上纲上线的辩论了好不好？说得不客气点，现在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得很多，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更多，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文化素质提高的也很快，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绩。所以人民群众是有识别能力的。如果“著名经济”学家们经常进行这种不顾对方观点的真实内容，上纲上线式的大辩论，会有损于自己的形象的。

　　现在，我们再看看吴敬琏、郎咸平、张文魁的相同点。我说他们有相同的一面，是因为：

　　张文魁承认在国企产权改革中存在国资流失现象,但同时认为国资流失的现象在现实中也越来越多得到纠正和克服,并表示,毫无根据地夸大国资流失现象、以国资流失为理由来终止国企产权改革都是不允许的。他认为,国资流失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国资交易不公开、不竞争,这与改制的类型“内部型改制”有关。只要实行公开性、竞争性的国资交易程序,国资流失是可以有效避免的。同时他还表示,对国资流失的争议还涉及到对国资质量的判断以及对相关改制成本的支付等问题。同时,政府出于追求卖价之外的其他特定经济目标比如就业、税收等等也可能导致政府有意识地将国资折价卖掉。(《郎咸平与张文魁斗法 国资流失是否严重?》《南方网》2004月8月30日)同时，张文魁也主张公平，要防止”权贵资本主义”。

　　再看，吴敬琏教授，他早就反对权贵资本主义。他说，现代市场经济是有别于初期市场经济(“传统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的高级发展阶段。它的特征至少有两个：第一，它有一个完整、规范的市场体系，商品和服务市场、劳动力市场、经理市场、土地和自然资源市场、资本市场等都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第二，市场的游戏规则清晰透明，政府的行为和私人行为同样受到法律的约束，换句话说，它是实行法治的市场经济。我们当前的经济体系在这两个方面都还达不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我们在推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方面还面临着繁重的任务。如果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我国的市场经济就有落入畸形的市场经济，弄得不好就会成为所谓“权贵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又译裙带资本主义或亲朋好友资本主义)泥坑的危险。(吴敬琏为《财经界》撰文指出：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 2001年3月2日《新浪财经》)所以，他把“裙带资本主义”或“亲朋好友资本主义”称为“坏的市场经济”。

　　郎咸平以亚洲的家族资本主义说明坏的市场经济，特别指出了泰国和印尼的情况。其实坏的市场经济的典型还有1949年之前的“四大家族”，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七大金融寡头”。这些都是“裙带资本主义”或“亲朋好友资本主义”。

　　由此可见，吴敬琏、郎咸平、张文魁都反对“权贵资本主义”，都认为,国资流失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国资交易不公开、不竞争,这与改制的类型“内部型改制”有关。都希望我们实现“好的市场经济”。在这个根本性的在方向上是一致的。至于吴敬琏与郎咸平的共同点就更多，他们都主张学术的独立性。

　　所以，我认为，他们的分歧是改革方法的分析，而不是要不要改革的分歧。郎咸平“所谓的停止国企改革的目的是防止全体老百姓的国家资产转到私人口袋里，而私人包括民营企业家也包括国企的老总”。这有什么不好，难道这种损公肥私的所谓“改革”不应该停止吗？郎咸平希望重新建立起职业经理人制度，我们可以透过高薪聘请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负责制”，不是“承包制”。这与国资委目前高薪向国内外招聘高级管理人员做法也是一致的。所谓“信托责任”，是指的责、权、利的统一，责是企业雇员的责任，权是经营权，利是薪金和奖励。你干得好，让人放手干，干不好，请你走人。这有什么不好。这也很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

　　郎咸平不赞成对国企进行MBO，国资委也叫停了上市公司的MBO，因为在股权分裂的情况下，非流通股的成本远远低于流通股，内部高管的工资水平也没有达到自己出钱买企业的程度。有人出主意，向银行借钱。银行的钱是谁的？除了国家的资本金之外，大部分是储户的。借银行的钱买国企，实际上成了拿广大居民存款的钱买人民的企业。这是不是很荒唐呢？这象不象保姆用主人家的银行存款买主人的家产？难道还要主人帮助保姆数钞票？这样的事，民营企业家是绝对不答应的，为什么有人偏偏要对国企进行MBO呢？而且还有人出主意——找银行借钱。请想一想企业搞不好，为什么不追究厂长、经理和高管的责任？还要让他们实行MBO，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经济理论呢？再说了，为什么要先卖给高管人员，不能让广大职工集资把企业卖下来，再另外聘请厂长和经理呢？你做高管的没有把企业搞好，就应该另谋高就。为什么却有MBO的优先权呢？说白了，这是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作怪。某些企业搞不好，领导说；这是缴学费，企业要转制，领导说；我先买。这样的逻辑不是很荒唐吗？我不知道某些经济学家是怎样进行逻辑推理的？

　　最后，我要说的是：国有资产流失不仅是少数民企与国企之间的暗箱交易。还有某些地方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某些银行不规范贷款造成的呆坏账。在股市上最典型的国有资产流失，就是郑百文、猴王一类的公司，不仅国有资产大幅缩水，而且广大股民的钱也流失了。你想一想，股权被无偿拿走50%，这是不是流失。不仅如此，而且还美其名曰：“突破法律空白”。也有少数经济学家出来做论证，甚至还有法律专家。我到现在也弄不懂，究竟算什么专家？我们不禁要问：广大投资者的知情权、发言权、监督权在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传统观念就不应该破除呢？不破除这种传统观念，能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