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本刊记者 严睿 采访|本刊记者 孙瑜 王瀛 何春梅    

    出处|《英才》杂志2010年3月刊

　　金融危机或许只是一次随机的抽考，现在，真正牵动命运的大考似乎才刚刚到来。在轻松保八之后，中国经济形势并没有就此变得清晰，反倒更加不确定性——“2010年将是最复杂的一年”。

　　的确，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可能触动到中国经济敏感神经的因素，来说明今年中国经济的“最复杂”。譬如：国际经济形势、刺激政策退出、出口回暖、通胀预期、汇率与利率、资产泡沫、高房价、就业形势、社会保障、城市化进程等等。而这些也都是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

　　如果说预测2009年的经济走势是我们在危机时代对于自身发展命运的一种信心加持，那么预测2010年中国经济的走势，则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命题。因为，“最复杂的一年”所预示的并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心态图在新一年中可能出现的波折，实际上，它包含的是我们对于中国经济更长远、更持续发展能力的反思。所以，更加有意义的是对“复杂”的抽丝剥茧。如何发现主要矛盾，如何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如何平衡中国经济的驱动力，如何根据更长远的发展目标来夯实眼下的每一步，才是我们要追索的答案。

　　本期《英才》杂志，特别为读者奉上的是本刊记者独家专访到的，10位来自政府研究部门、金融界研究机构以及高校学府等的国内知名经济学家，10对于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的判断，以及他们的务实建言。

　　(以下经济学家按姓氏拼音排序)

　　蔡昉：挖掘另一半人口红利

　　口述|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蔡昉

　　对2010年整体经济形势，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蔡昉的判断是乐观的，他认为金融危机之后的V型复苏是完全确立的，今年GDP增长9%以上也应该不成问题。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究竟来自什么？相当多的人同意是来自人口红利。我认为有两种人口红利，或者叫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前者是人口转变早期出现的现象，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越来越大，导致人口劳动力供给充足和高储蓄率。这部分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后我们还会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

　　但现在，我们发现，原来意义上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只用了一半，至少还有一半的潜力没有挖掘。

　　人口红利具体表现之一是城市化。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的增长率达到年平均3.2%，这是全世界最快的速度，属于超常规增长。

　　其实，这个城市化率并不全面反映城市化水平。因为到目前为止46%城市化率是用统计上的常住人口达到的，这种城市化仅意味着就业转换，虽然包含在人口红利中，但是其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绝不仅限于就业转换，还有消费模式转换。让农民工进城，不解决户口，他还是要回家的，他的消费潜力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没有被调动起来。

　　过去这几年中，中西部地区发展很快，制造业和工业增长速度也快于沿海地区，差距在缩小，但是它的制造业的技术构成是资本密集型，背后是政府主导的工业发展，投资驱动型的发展方式不符合它的比较优势，也不利于改善投资环境，竞争力长期看很成问题。

　　我们本来预想，把沿海地区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这些劳动力密集产业依次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但是按照现在政府主导和投资驱动型、重化工业化的西部工业发展，恰恰走了违背它比较优势的道路。这样，中西部地区很可能会成为像意大利南部和德国东部地区一样：曾经有比较快的发展，但很快停滞，地区差距持续不降，即出现所谓的“梅佐乔诺”现象。

　　蔡昉认为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的办法是：政府不要主导地方经济，而是让市场主导。政府要做的则是把钱花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上。

　　优惠政策不恰当，就意味着扭曲了生产要素的价格，比如，我去某沿海城市看过一个农民工的公寓，管理得很好，一天交1块钱的住宿费、一天三顿饭是7块钱的成本。但其实等于是政府的建设和投资，变相补贴了企业应付的工资。

　　有一种理论叫“刘易斯悖论”：政府的失败既可以是由于政府无所作为，也可以是由于政府干预太多。政府职能越位了，扭曲了生产要素价格，同时让地方企业不再依靠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了，就意味着政府已经做过了，这就是一个短期GDP和长期可持续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拉动内需不靠喊，其实老百姓没存多少钱，普通老百姓存点钱绝对是必须的，是未雨绸缪，因为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现在大家都去抢着买房，其实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人们对自己的社会保障预期不稳定。

　　过去经济危机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干了那么多事，他那些公共工程到后来基本都被批评，但是没有人否定他在经济危机时期扩大了高等教育、奠定了美国社会保障基础，这两件事情到现在都被称颂，被视为美国成为中产阶级社会的起点。

　　现在说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建材下乡，其实这些钱作为社会保障更好。我们做过一些统计，就是在低收入者的保障指标中多增一项，就能刺激一定规模的消费，这是最实实在在的促进内需的办法。

　　2010年要解决三农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农民工的市民化，不是简单说给户口，应该赋予跟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包括社保、教育、医疗等待遇。当农民工仅仅作为劳动力为城市打工，转变成市民在城市生活、工作、做贡献时，这两者之间至少有相当大的潜力是可以开发出经济增长的源泉，这就是另一半的人口红利。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孙瑜

　　曹远征：摆脱出口导向型经济

　　口述|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曹远征

　　在接受《英才》记者的专访时，曹远征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由于资产价格上涨超过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引起，完全不同于以往几次由于产能过剩引起的经济危机，因此，其解决方式也有很大不同。

　　2010年情况比较特殊，从表面上看，通胀不高，经济增长还不错，G D P有可能达到10%以上。除了投资增长率比去年可能会略有下降，其它都将会是很好的指标。但表面上很好，其实是暗流涌动。

　　从国外看，世界经济是没有就业的复苏，2009年三季度欧美经济相对触底反弹，但是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甚至略有增长，达到10%以上。这个复苏，从另一角度看是资本市场跑的比实体经济快，是资产价格在恢复，实体经济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恢复。

　　过去所有的危机都是生产过剩引起，解决方法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降低利率来调控。这次的危机从金融方面出来，又叫“资产负债表式衰退”，是由资产价格垮了，债务负担过重导致了实体经济的萎缩。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出口可能长期来看还是有问题的。中国虽然没有受到经济危机太大的打击，但是世界需求突然萎缩，导致出口出了很大的问题。出口是否可持续成了今年经济运行的一个复杂因素。

　　由于全球需求量在萎缩，失业率在增加，如果中国增加出口那意味着其他国家失业率还在增加，这时国际贸易摩擦必然会日益加剧，将来可能会引起社会矛盾。

　　如果从全球来看，复苏的基础要按传统理解是指望消费率的提高，那么现在看来全球储蓄率是上升的，储蓄率每上升一个点市场要损失600亿—800亿美元，也就是市场本来就不扩涨，现在市场又萎缩，那么就意味我们面临的国际贸易摩擦要加大，这些问题都会给中国出口型经济带来很大的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宏观经济的导向被出口所引领，而经济政策完全被出口所绑架，变成了路径依赖。

　　针对上述问题，曹远征认为，中国现有的经济结构带有不可持续性，在靠世界经济重现繁荣的经济局面来扭转已经不可能时，调整结构又要长期的过程，其他方面难以把握的情况下，城市化发展是主要方向。

　　推进城市化是目前中国与西方很多国家的不同之处。把农民从农村转移进入城市，既是改善收入的需求也是国家节约成本的方式，可以使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相对集中。

　　在发展城市化过程中，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房地产是首要解决的问题，房价过高，没有人买得起房子怎么城市化？这就涉及住房体系的改革，过去我们住房体系是以售为主，是商业化的角度考虑，那么如果以城市化考虑角度，从全球做法来看要租售并重，要有租房的市场。这是对中低收入提供保障性，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目前政府的保障性机质的缺位。在城市化安排的中间，房地产的位置要重新考虑。

　　其次是保障，政府内部要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乃至为民主社会建设，要公开性透明性，财政透明政府的行动效率才能提高，民主法治才能健全。同时这样的安排下所有政府也开始要对自己负责，对项目规模和借钱有所考虑。

　　最后是投资，中国金融体制也要有所改革，要有新的金融产品出现，使得小的投资者可以参与国家大的项目投资。中国资本市场目前基本是一个股市，但理论上应该是债市最大，企业靠上市去募集资金有长期的资本来源，但债务来源都集中在银行，是短期的，这样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结构当中是不匹配的，它必然要有一个债务长期化的要求。所以，要有债券市场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如果有坏账的出现，债务重组要有资产证券化的东西出来，要不没法债务重组，如果这个市场活跃，可以减少政府过去烂债自己背的情况。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王瀛

　　高善文：房地产仍左右中国经济

　　口述|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高善文

　　2010年的经济增长不会太低，通货膨胀不会太高。高善文说这个判断是基于2009年国内出口与企业盈利恢复的不错，固定资产投资也高于预期。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高善文表示，2010年的中国经济，有6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和矛盾。

　　如果说，2009年全年经济的定调是“保增长，调结构”，那么2010年全年经济的定调应该是“调结构，促增长”。

　　2010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可能会在10%左右，通货膨胀在3%左右，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比较乐观，但我认为今年的中国经济将主要有6个方面的问题和矛盾亟需解决：

　　首当其冲的就是房地产业的问题。在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影响下，市场怎么在房地产政策影响下见招拆招，既要发挥房地产市场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又要防止房地产市场产生泡沫，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中，要寻找一个平衡；

　　接下来就是通货膨胀的压力。通货膨胀在2010年的走向会呈现出前高后低，上半年往上走，下半年往下走。问题虽然会有，但是不会太大。我觉得对通货膨胀的态度既不能轻视，也不能小题大做；2010年对于中国来说，是刺激政策退出的起始之年。在这个背景下，如何保证投资项目平稳、顺利的展开，如何鼓励出口及私人投资的恢复，这也是今年既要通盘考虑，又要边走边看的问题；

　　关于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问题，我认为如何总结2009年刺激消费政策的经验，如何制订一整套更系统的，能在长期之内，稳定地鼓励居民增加消费，降低储蓄等一套制度，对今年是最重要的。

　　今年还需要解决好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过剩行业的去产能化问题，同时，还要解决好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培育问题。这两个问题应该合并考虑。关于去产能化的问题，以往政府的行政措施去干预的比较多，但是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去引导的情况比较少，这需要反思和检讨。

　　另外，涉及资本市场的问题，我对2010年资本市场的态度是上半年不乐观，下半年不悲观。总之，今年的中国资本市场不会有太大问题，会更加开放透明、参与者也会更多。

　　对于上述问题，高善文认为从短期来看，房地产市场仍将左右着2010年的中国经济，他认为房地产市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既不能让它太热，也不能让它太冷，长期来看，新的经济增长点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未来。

　　要想满足百姓的住房问题，主要措施是发展经济适用房。但是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他们的获利点不明显。这就导致中央的目标和地方的目标，在实际的导向上未必一致。目前房地产市场存在很多不合理的现象，房地产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拼钱游戏”，就看谁有钱。

　　北京、上海这样人口高度密集的大都市，应该主要盖70到80平方米的房子，然而300多平方米的豪宅却是出售的主体。房子盖的越大，开发商挣的越多，这种利益导向导致市场上面积大的房子更多。很多煤老板等喜欢买很多大房子，是因为他们想用房子来转嫁风险。一些经济适用房按道理来讲，是给低收入家庭的补偿，如果这个家庭以后收入提高，政府应该基于合理的溢价进行收回。然而政府目前还无法掌握每个家庭的收入水平。经济适用房是不是应该变成政府的长租房？这也是值得探讨的议题。

　　要想很快解决以上问题不是很现实，房地产市场需要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现在的经济体系如此复杂，政府不可能代替市场，任何一个政策的调节必然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政府起到了一个制订规则的作用，根子还是在于市场自身的调节。

　　华生：改革劳资与国资

　　口述|燕京华侨大学校长、知名经济学家华生

　　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华生认为得益于投资拉动和政策的影响，2010年的中国经济依然可以达到两位数的增长，但经济发展可能会从2011年开始出现问题。

　　今年是“十一五”的最后一年，也应该是为“十二五”布局的一年，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应着手实施劳资与国资改革。

　　从趋势上看，去年初，不只是中国，全世界都看不清方向，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宏观经济的强制政策，但是这些政策能否奏效，能否解决这些问题，有多大的副作用都不清楚。而今年，情况要明朗很多，复杂性与2009年相比也减少很多。

　　目前，中国高速增长的趋势几乎没受到影响。

　　从实体经济来说，复苏比较明显。预计中国今年经济增长在9%—10%，如果是地方政府的数据，可能还不只这个数字。如果说2009年对经济的担心，是怕经济增长速度过慢，保不了八，那么2010年中国的经济可能是怕过快。

　　中央现在对经济大方向的规划，已经慢慢统一了。过去中国靠出口，靠投资，现在认识到经济发展不能靠短期思维，不能仅仅靠出口。因为目前我们经济对外的依存度太高了，现在提出要扩大内需了，要转变生产方式，转变经济结构，搞城镇化。但是具体怎么做，措施是什么？中央政府还没有明确的政策出来。

　　要想扩大内需，就要进行劳资改革，要想繁荣经济，就要进行国资改革。华生认为，前者可以让贫富差距缩小，使百姓的腰包鼓起来；后者可以让民企有更多发展的空间和机会。

　　中央也说过，应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但是怎么调，没有讲。现在，国民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过大，劳资关系失衡。其原因离不开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法制很难健全的事实，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调节的不力。

　　虽然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我们的税收制度从目前来看，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比如，对房子征税的制度，如果在北京卖房子，所得税按1%交，难怪到处都炒房子。如果一个人有本事能挣钱，月收入超过10万，就交45%的税，对财产收入这样宽松，对劳动收入这样严厉，就连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也不是这样。

　　劳资改革和国资改革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中国不能总靠把产品卖给外国人过日子，必须要靠内需。内需从哪来呢？首先穷人要有钱。即使富人买奢侈品，也是给外国人做贡献。解决中国经济动力问题的核心就是解决国民收入分配的问题。

　　国资也要改，现在这样肯定不行。目前国资政企政资不分，当然就会侵占别人的空间。企业和政府合一，谁能竞争的过呢？

　　另外一种呼声是全部都民营化，也是不行的。我们要肯定国资系统的改革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也要看到它的局限：和政府的关系没有划清。国资改革后，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可以避免大型企业私有化使贫富差距更厉害，如果这些大型国企都私有，那么这些企业的领导富可敌国，如：唐骏给陈发树打工，就可以拿1个亿的年薪。如果工商银行私有化了，那当行长的人不是要拿10个亿了吗？大股东拿的就更多了。

　　另外，城乡问题、城镇化问题也是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城乡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土地改革。盖了这么多小产权房，怎么办？农民工进城，户籍怎么办？很多人不讲怎么做，只是唱高调。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是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不解决户籍和土地的问题就无法发展城镇化。

　　采访整理|高原

　　李稻葵：启动国内大市场

　　口述|清华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

　　相对2009年的“保增长”，李稻葵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认为，2010年应当是“调整年”，是一个打基础的年份，而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过分依赖出口和改革中的社会基础薄弱将是今年宏观经济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2010年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较快增长年，但不是超快增长年，G D P增长速度恐怕很难上10%，今年政府着力点应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过快，应该开启良好的结构调整开篇，为后经济危机时代的未来三五年打基础。

　　目前，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仅35%，太低；而投资占G D P的比重50%以上，太高；出口占GDP的比重，尽管在2009年有所下降，但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以前贸易顺差都是7%、8%甚至更高。国内需求不够、长期依赖外需等问题，已经让中国经济出现“日本病”的征兆。如果不调整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失调，未来几年将会遇到很大麻烦。

　　另外，现在很多改革政策推行不下去，一搞改革老百姓就提意见，甚至抱怨，实际上说明现阶段改革的社会基础远远不如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样牢固。需要真正解决一些涉及到老百姓基本利益的事情：比如改善住房、教育、医疗等，必须由政府拿出真金白银，夯实经济发展与改革中的社会基础。

　　过去，中国经济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低，这种观念要转变，劳动力成本是变化的，现在我们的优势是大市场，国内消费潜力很大，外国人来中国做生意也是看中大市场，要想方设法提高国内需求来化解我们的生产能力，从依赖出口转型依赖内需。

　　从夯实改革社会基础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启动国内大市场、将中国老百姓的消费潜力挖掘出来，需要强调“宽财政、紧货币”，采用一系列措施改善民生。比如，通过“二次房改”解决老百姓买房难、通过分红提高炒股获利。

　　“宽财政、紧货币”，一是要靠减税、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补贴等宽松的财政政策提升国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这是短期内必须要干的事情；二是增加资产供给，把资产价格控制和稳定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平，让储蓄为百姓创造比较好的回报。

　　通常我们只看到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这是现金流，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央政府潜在的力量。中央资产价值，远远超过它的负债，所以财政上扩充的空间非常充足，如果说中央财力过强也不为过，需要政府拿出真金白银帮助国民经济调整结构。从三至五年的时间跨度来看，中国货币的存量在世界主要经济体里面中国应该是最高的。资产价格平均说来，比日本、韩国、香港高许多，这些都需要国家政策逐步疏导，不可能一夜之间把资金放走，也不能一夜之间形成改革，要用一定的方式化解。在未来十年之间，适当谨慎的货币政策是基调。

　　在对楼市等民生问题上，我认为一定要“二次房改”，不能靠现在的玩法，不能靠政府卖地和从房地产商中收高税，这样只能把房价炒高，现在只能是投资者买房子，需要住房的百姓反而买不起。买不起房，安不下心，都是影响科研水

　　平和企业竞争力的一个根本弊病和缺陷。“二次房改”不是否定一次房改，基本想法是政府不要卖土地，而是直接拥有这些房子，按照现代化方式，由开发商开发然后租给老百姓。

　　此外，虽然股票市场不能跟民生直接画等号，但股市也是影响一个社会百姓心态重要的方面。现在中国股市是靠点位，点位不涨，老百姓就垂头丧气。实际上，一个健康的股市即使点位不高涨，老百姓也应该从分红中得到好处。目前中国70%-80%实现盈利的上市公司是不分红的，而国外很多公司，比如沃尔玛、BP等都是定期分红。也就是说，股票要为老百姓创造真正的回报，不靠点位而靠分红来提振长期投资信心。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孙瑜

　　刘伟：下半年要警惕滞胀

　　口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刘伟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状况是银行流动性很充裕，却找不到有效需求。刘伟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不是简单的增量问题、扩张问题，而是需要强调宏观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中国的危机带有输入性质，金融危机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率4—5个百分点，输入性质的衰退首先影响的是和出口有关的实体经济，即和国际市场有关的产业和产能，实体经济萎缩再影响银行。

　　我们的实体经济对银行的影响不大，因为中国的银行国际化程度并不高，这是它的防火墙，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实体经济中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个是大型国有企业对银行的依赖度并不大，因为我们这些国有企业通过结构调整和重组，逐渐央企化和垄断化，这些企业不仅有垄断利润，国家给央企的资本金注入也很多，而且大部分央企80%以上的主体都上市了，它不差钱，对银行参数的变化反应不明显；另外一块是受出口影响很大的民营中小企业，这些企业从制度和发展上来说，既解决不了担保、抵押问题，还受到“制度歧视”，中小企业即使需要钱也不能形成有效需求。

　　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大概是7—24个月，也就是说，2009年央行放出的流动性，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形成通胀。现在，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两个车轮在赛跑，如果这些积极的政策带动增长的效果很好，那么就算一两年后通胀起来了，也完全可以把宏观政策重新调整到压通胀、紧需求的状态，就怕这一轮措施下去之后，对拉动增长、启动就业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效果，而且还造成资产泡沫化，这就是西方曾经遇到过的“滞胀”，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存在，这恐怕是今年，特别是下半年我们要特别警惕的。

　　刘伟认为，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形势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很可能会发生三大重要的转折：宏观调控从强调需求管理向强调供给管理转变；从总量扩张转向调整结构；从强调政策的总量效应转变为强调政策的传导机制，即从强调政策的扩张性转向强调政策的有效性。

　　中国的宏观调控从总量上来说，2010年更需要从强调需求管理向强调供给管理转变。去年此时，全世界讨论最多的是如何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而现在全世界都在谈创新，都在寻找新的产业革命的支撑点，这个创新本质上就是供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这个转变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中国经济目前还处于供给创造需求的年代，只要真正地形成有效的供给，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中国都不乏需求来支撑。

　　这次经济危机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技术创新的落后，美国之所以发生次贷危机，一个是因为上世纪70年代以来刺激经济的低利率货币政策；另外一个就是90年代的美国放松了技术创新，靠降低利率、降低准入门槛来刺激需求，催生了一大堆低效率的项目，这些差的项目在刺激需求之后，导致资金需求量增大，资本价格随之上升，利率就要回调，但是利率一回调这些项目支撑不住了。所以，摆脱经济危机最根本的还在于通过产业革命或者新技术革命来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即从需求转向供给。

　　2009年中国在保增长和扩内需方面成绩斐然，但是调结构却成就不大。一个原因在于，短期的结构变化往往需要长期的坚持，再有就是调结构往往会服从于保增长。

　　我们现在这一轮调整当中，很多地区的战略上升成了国家战略，包括最近热炒的海南岛，本来是地方的发展规划，现在上升为国家行为，这就表明国家在从均衡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角度构建整个区域经济的结构，这是调结构很要紧的一个方面。

　　再有，2010年宏观经济政策恐怕要从强调政策的总量效应转变为强调政策的传导机制，即从政策的扩张性转向强调政策的有效性。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何春梅

　　夏斌：应尽快调整税收政策

　　口述|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 夏斌

　　房地产业与经济大势的关系一直是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夏斌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认为，房地产市场作为直接涉及当前经济复苏的主力因素，在2010年仍然会担负重要角色，但应以消费品市场为导向，削弱房市的虚拟资产因素。

　　过去的土地使用权拍卖和住房货币化道路是正确的，经济中土地和住房两要素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也是今后仍需进一步坚持的方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房价涨到低收入百姓通过货币化已无法实现住房基本需求也是合理的。因为，这不是改革的初衷。

　　毫无疑问，房地产业对一国GDP增长的贡献度会日益提高，其支柱产业的地位也日益凸显。客观上讲，无论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恢复增长，还是美国危机后现今中国经济的复苏，房市作用不可抹杀。

　　必须认识到，如同国民经济中其它支柱产业一样，房市发展速度同样是有限度，并不是规模越大越好，否则日本和美国就不会发生危机了。在某一时期，由于支柱产业的过度推动，一国经济可以表现为增长形势可嘉，但这并不表示该国经济本身就不存在严重的结构问题，也不意味从长期看一国经济可以实现可持续性的增长。

　　在中国，由于近十几年来居民消费率不断趋低，美国危机后，中国出口减少，增长受阻，因此只能靠投资，靠房地产过度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和就业，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是如此，在美国金融危机后同样是如此，但这不是长久之计。

　　现在，住房既是消费品又是投资品，已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美国危机后，全球货币供应过多。物价上涨预期压力加大，中国现行房地产政策取向又处研究调整、不完善、不明朗预期下，购房投资的金融资产属性成分日益上升，这更是不争的事实。

　　而房地产市场的金融虚拟资产属性越大，对一国经济周期波动、稳定宏观经济的负面干扰越大。各国经验与教训证明，凡是将房市主要作为消费品市场的，该国经济波动小，稳定增长，如德国；凡是将房市主要作为投资品市场的，情况相反，如日本、美国等。

　　因此，中国在近阶段，运用经济手段削弱虚拟资产市场过度波动，同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内在要求。

　　那么，对于房地产这个过往看来并不容易驯化的支柱产业，2010年又当如何调控？如何发挥其稳定宏观经济的正面影响呢？夏斌认为解决高房价与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关键问题，在于要按不同需求，分类调控。对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包括农民工住房)，虽然仍坚持货币化方向，但是基本应以诸如廉租房等形式予以保障。因此，在土地供应、卖地收益、财政资金等方面，必须首先满足廉租房等社会保障房需求。各地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专款专用，地方政府不得用于一般制造业投资支出，必须在依法确保农民土地出让收益后，专项用于低收入群体住房建设中的各种优惠补贴及其相关的城市公共设施建设。

　　对居民纯市场化购房，继续鼓励跨期消费，但是对其按揭首付比例、利率优惠，应在具体测算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走势的情况下，从国家宏观诸调控政策平衡出发，统一确定，并保持相对的稳定，尽量不因政府政策的变动而助推居民购房预期的波动。

　　各地政府绝不能在国家规定的廉租房、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未完成之前，在当前投机房未抑制之前，在各类购房需求混淆不清的情况下，轻易采取购房可退个人所得税等地方性政策，以国家“明天”的财力去维持房市“今天”的泡沫。

　　最后，通过政策引导，不鼓励居民从房地产这一虚拟资产市场获得财产性收入，鼓励其从实体经济投资中获得财产性收入。为此，应尽快调整税收政策，使其投资仅能获得与市场平均投资收益率相似的收入。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王瀛

　　余永定：刺激消费需求

　　口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余永定

　　外需、投资需求增长速度、货币金融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在2010年尤为明显，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余永定表示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诸多的不确定性导致的调控难度变大。

　　从短期和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201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外需的变化。中国出口强劲回升是国内对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乐观估计的主要根据。但是，我们不能排除由于某种小概率事件发生导致美国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美国之外的某些重要经济体，如欧元区出现严重问题拖累世界经济的可能性。

　　同时，中国投资需求增长速度也存在不确定性。2009年财政刺激计划出手快、力度大，迅速遏制了经济增速的下滑。但也可能存在出手过快、力度过大的问题。2010年新增项目肯定会减少，如果由此而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下降，则中国经济增长就可能会出现失速。一旦出口增长速度不如预期，继续保持较高投资增长速度可能仍难以避免。但今年增加投资的政策空间将大大小于2009年。

　　从货币金融角度来看，2010年的不确定性更大。一般估计2010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将最多不超过4%。但是，国际原油价格、大宗商品和原材料的价格走势很难判断。由于国内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和国际资本流动变化的不确定性，中国股市、房地产价格的走势也存在巨大变数。

　　从长期来看，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得到改善的前景并不明朗。如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继续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将进一步恶化。在产能过剩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中国企业的出口冲动必将进一步增加。这又意味着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外需的状况得不到改善，而中国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冲突将会进一步激化。

　　余永定认为，如果外部环境再次恶化，中国仍然可以像在2009年那样运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以维持经济增长，但经济结构必将进一步恶化。因此，在尽可能刺激消费需求的同时，容忍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或许可以把外部压力变成实现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

　　2010年政府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是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在各个领域，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中国的财政收、支结构存在许多有待改进之处。例如，中国在教育(特别是初等教育)、医疗、社保方面支出的还应该进一步提高；应该在降低中小企业税负的同时，开征财产税、减少出口退税等等。如何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增长速度，实现居民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上升，也应该成为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

　　货币政策无疑会向偏紧的方向演进。我认为中央银行可以设定一个中期通货膨胀目标，从而稳定社会的通货膨胀预期。对资产泡沫的控制不应完全服从于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房地产发展是一个中、长期问题，应该稳定居民和房地产开发商对房地产价格变化的预期，减少房地产投机和房地产开放的波动。

　　此外，中央银行应该逐渐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更多的让市场供求决定汇率。为了减少金融不稳，中央银行应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以便防止国际上的金融不稳定通过资本流动渠道冲击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货币市场。

　　如果说，对于现有的外汇储备我们没有更多的办法好想，但中国至少应该大大减少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实现这一目标只有两条途径：减少双顺差和把双顺差转化为资本输出。但是，对于增加海外投资也不能操之过急。否则，我们就会从一个陷阱落入另一个陷阱。

　　现阶段，刺激消费需求应该是政策的着力点，但刺激消费也有潜在的危险：不利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维持和提高。因而，如何把刺激消费的政策与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结合起来应该是一石二鸟的最佳政策。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孙瑜

　　钟伟：对低收入阶层货币补贴

　　口述|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钟伟

　　在政府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大部分措施都指向了抑制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结果2010年开市，楼市股市双双持续回落。但钟伟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A股市场根本没有泡沫，房地产市场也不存在整体泡沫。

　　关于A股市场，从指数，市盈率等指标来看，我认为都没有异常。回顾2007年5月和2008年4月两次调整印花税指数都在3000点，目前中国GDP至少比2年前增长了18%以上，指数不足3000点，有何泡沫可言？

　　至于房地产行业，存在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的问题，海南可能部分城市存在泡沫，但是从全国范围看，要做出泡沫化的判断，是非常令人困惑的。

　　我也不认为房地产存在整体上的泡沫。考虑到2025年左右城市人口将从目前的6.5亿上升到约10亿，考虑到1995年之前建造的约60亿平米的老旧住宅需要更新，那么未来15年，每年建造1000万套住宅是非常必要的，中国房地产的基本问题是供求失衡问题，脱离供求讨论平抑房价，差不多是缘木求鱼。

　　另外，试图通过城镇化去缓解城乡差异，去分流对一线城市楼市的需求，适当抑制大规模人口流动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我认为可能是困难的。根据麦肯锡《为十亿城市大军做好准备》的报告，中国新增城市人口中，城市扩张、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各占1/3，其中大部分得不到保障性住房的供应。此外，副省以上、地级市、县城分别创造全部就业岗位的30%、37%和20%。因此制造业所需要的产业集群，以及第三产业所需要的人口集聚，加之人口增长带来的就业压力，都需要集中的城市化来解决，而不是城镇化。

　　在钟伟看来，2010年中国经济应该致力于保增长，防通涨，稳民生。所谓保增长，是指今年的经济增速应该高于去年，外贸和工业企业效益继续改善；所谓防通涨，并不仅仅是管理通货膨胀预期，而应在未来1－3年防范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所谓稳民生，是指在通涨压力下，如何继续改善农民和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

　　保增长和经济刺激政策退出之间存在明显矛盾，2009年全球都在采取大力度的刺激政策，2010年退出政策必须非常谨慎。目前有一种奇怪的看法，认为去年第四季度，经济过热的综合预警指数已经持续高于70，当季GDP增速可能达到了11%，这似乎达到了2008年第一季度经济过热的程度。此后，各种紧缩政策陆续出台。在我看来，目前谈论经济过热是不恰当的，经济增长和复苏的自生能力仍很脆弱，如果退出操作把握不当，很可能使得2009年的刺激政策前功尽弃。

　　防通涨和压低资产价格泡沫之间存在明显矛盾，资产价格就像被放置在货币供应这个“水”，和商品与服务这些“面粉”之间的巨大海绵，资产价格上升有助于吸收过多的流动性，如何既把股市、楼市的水分挤出来，同时却又不影响物价，是非常棘手的。

　　稳民生和城市化之间存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经济工作会议之后，更多的焦点被集中到城镇化，包括在城镇层面户籍的放松，拆迁补偿办法的改善，保障性住房的增加供应和公里农民自建住宅等，但城镇化似乎过于理想化，中国的现实决定了集中的城市化可能更现实。

　　2010年的通货膨胀也许不是大问题，随后两年才是真正的考验，粮食价格上升、市政供水供电供气等价格的调整，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上升最终带来的工业制成品价格的上升，是未来通货膨胀的三大主力。

　　很遗憾的是，这三大因素全部都是成本推进型的，例如粮食在连续5年丰收的背景下还涨价，清楚地显示了涨价的深层原因，在于种子、化肥、农药、劳力等投入成本持续上升。对付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堵不入疏，做好对城市低收入阶层的货币补贴是关键。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何春梅

　　周其仁：刺激政策必须退出

　　口述|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周其仁

　　2009年，中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所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很成功，但周其仁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认为，这种成功是有代价的，而现在已经到了政策必须退出，让市场来决策的时候，仅靠短期超发货币扩大赤字是不够的。

　　刺激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是短期的，2009年广义货币增幅比GDP高了20个百分点，这个我是持批评态度的。原来我们把刺激政策叫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实际执行起来，却远远超过了“适度”。

　　从5万亿的投资，最后到了将近10万亿，这在市场表现起来，货物就给货币做了媒介，实际的货物和服务增长远没有货币增长的快，货币增长量那么多，最后将物价推高。现在CPI的统计和老百姓的感受不对，老百姓老觉得统计公报和他实际上街买菜、买东西、买服务的感受有差异，这些问题应该引起警惕。

　　对企业来说这种短期靠货币推动所产生的收入，就是赚快钱，快钱赚了以后，企业打仗的心理就被腐蚀掉了，因为没有人再去研究产品、研究这个市场需要什么东西，开发产品需要时间，而短期赚快钱却不用。

　　比如现在很多制造业转型去投资房地产市场或资本市场，他们对经济增长最基本的东西反而忽略了，觉得太慢。以这种势头发展下去会严重损害我们中国经济产业发展的基础，企业的增长方向应该永远是看着客户。

　　要解决这个问题，周其仁认为除了政策退出要坚决外，其根本办法是把短期政策和长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改革相结合。

　　我们要思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到底靠什么在积累财富？1980年中国也有财政赤字，货币投放也偏多，酿成了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那最后怎么化解？除了短期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些财政变化和货币变化，最重要的是体制变化。改革以后才可以增加供应，增加供应就可以消耗过量的货币。

　　从此次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来看，这种靠透支未来的政府债和以发钱就能维持经济增长，不是实质上的经济增长。

　　所以除了财政货币要收缩外，我们的体制也要开放，试想如果垄断放开，可以增加多少就业？目前我们国家有75%以上的就业都是由民营企业创造，可他们拥有的资本量、银行贷款量相对来说却小得多。如果以就业为中心，应该谁增加就业多就给谁更多的资源。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体制改革共同组合，中国才有可靠的经济增长。

　　从根本上讲，政府的主要职责应该是管理好货币，不要货币失去控制就去管物价，那是管不住的，政府不能做市场的救火队长。从经济规律角度讲，过量的货币冲进了一个市场，必然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如现在的房价问题，我们很容易归结为开发商太坏，囤地、囤房，但其根本原因是我们投放了过多的钱，冲击这个产业，使它供不应求。对于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摆的架构就是靠中央支出钱自己进行配套建设，地方政府以土地做抵押然后向银行借贷。但是银行借给地方政府的钱，将来能不能变成有收益的投资项目，如果建公路收费还抵不过利息收入，这样会不会带来财务坏账？

　　因此未来资产重组、重新定价的过程是一定要做的，对于那些不能获得收益的项目，银行要重新料理债务进行债务重组，地方配套资金如果不能支持项目就要进行项目重组，这些都是未来两年要做的事情。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经济发展向西部进行产业转移的趋势，加快中西部崛起以及这些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带动我国经济近几年的发展，但是也要注意不要简单的复制东部地区，全部把土地变成了厂房。这当中环境的因素要总结、规划的要素也要总结，我希望这次西部建设过程比前两者能城乡更协调，从转移模式上改变，不要等到把那里的劳动力、土地贵了以后，再换一个地方。这样没有几年同样的问题又会出现的。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王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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