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辞世令中国经济学者们反思　

　　萨缪尔森的辞世，无疑是经济学界的重大损失，即使在他的晚年时段不再有更为超越的理论出现，但他对西方经济学的奠基意义已得到历史公认。他的离去，让中国的经济学界在这个时刻也有了一种别样情怀。

　　“那些不屑于花费时间和经历在教材上的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反思，面对这样一位大师。”北大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意味深刻地对媒体说。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尽管对西方经济学本身存在一些不同意见，但对萨缪尔森本人则表达出了由衷的敬佩。“凯恩斯开创了一个时代，萨缪尔森则提供了新的研究思维和方法，如果说凯恩斯是个了不起的谋士，那么萨缪尔森就是一个真诚的纯学者。”

　　中国离“大师时代”并不遥远

　　回顾过去的二十世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米尔顿·弗里德曼、保罗·萨缪尔森这几位仅仅是提起名字便令人振聋发聩的西方经济学大师级人物，都已相继离去，那么，将来还会有经济领域的大师出现吗？将会在哪里？中国有机会吗？

　　“西方不会再出这种级别的大师了，当然够得上大师的人仍然有，比如萨缪尔森的学生斯蒂格利茨，新一届的诺奖得主克鲁格曼等。而中国在这个领域到现在都还没有大师。但这不代表中国没机会。只要再有10年，就是中国各个领域出大师的时候。而且下一个经济学的大师必定出在中国！”张宏良教授一语惊人。

　　张宏良分析道，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与工业经济紧密相连，而工业经济的基础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奉行法则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金融危机的到来已让这个经济模式提前结束。“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就是一个标志。它说明未来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自然和谐的基础上，以前是掠夺，现在是协调，是与自然相处融洽，这正好与东方文化不谋而合。未来的大师将出现在世界一体化的方向上，而世界一体化是建立在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一体化的基础上，中国很有这个机会。”

　　那，为什么是中国？———“因为中国正处在一个变革的大时代，经济大发展提供了理论研究的土壤和最好机遇。通过对中国经济规律进行研究和总结，必将有机会开创前所未有的理论学派。”张宏良满怀信心地说，“21世纪将是一个中国世纪。”

　　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明志也认为，中国已具备滋生大师的土壤，中国正在走的实践之路给了开创新的理论研究以机会。但他对时间并不像张宏良那么乐观，“需要多少年还不好说。”

　　30岁以下年轻人最有机会

　　既然是“大师”，那么他的“养成”必定不是一天两天，中国的经济“大师”将会出在什么人群之中呢？

　　“30岁以下的年轻人最有机会。”张宏良的解释很有趣却不无道理，50岁以上的受封建文化影响较深，30岁以上50岁以下的是在西方崇拜中长大，而30岁以下的年轻人生活在中国最有活力的年代，一切都是全新的，同时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具备了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中国的思想领域已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尤以网络为甚，这些新媒体、新载体、新生产力的出现已催生了新的思想，等这些新思想将落后的、腐化的旧思维‘绞杀’干净后，便是条件成熟之时。而这，正是当前30岁以下的年轻人所具备的。”

　　李明志也认为，中国的青年人有这个机会。“只要肯踏踏实实坐下来搞研究，摸得清中国的经济规律，就能有所为。只是不要忽视，外国学者同样有这个机会。”他举例说，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就是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著名专家，他主编的七卷本英文版《中国科学技术史》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是欧洲人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所以，中国的青年人从现在开始，要加油了！”本报记者  刘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