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王小乔 发自深圳

　　“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正心修身，终至国治而天下平。吾辈办事业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这是梅园里的荣德生警句。

　　2005年秋，荣毅仁去世，王石在纪念文章里写道：荣家遵循的是最简单的商业原则“诚信”，这不完全是西方“舶来品”，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内涵也是诚信……这些都与红顶商人胡雪岩不同。

　　回到25年前，刚刚到深圳下海的王石并不太知道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只知道“说老实话、当老实人、做老实事”。

　　“到深圳那一年，我33岁，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

　　那是1983年，当时王石已经当了5年兵，干了1年锅炉修理工，读了大学，然后做了几年公务员。

　　当然，王石一直坦承自己并非从开始就是干净的。早年的万科，当时还叫“现代企业”，做进出口贸易时利用过上级单位特权，也曾为要车皮送过“三五烟”。

　　但既有的传统价值观念，还有逐渐接触的西方公司治理理念，使得5年之后的王石，决定同过去的老路彻底决裂，践行基督教文化下诞生的现代企业制度，并坚持不行贿。

　　第一步，就是通过股份制改造和上市，与上级公司“深圳特区发展有限公司”明晰产权，摘掉脑袋上大部分的红帽子。

　　这是顶住了上级压制和多数元老强烈反对走出的第一步，对王石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像他热爱的登山运动一样，这是一种探险，挑战体制和传统文化；不行贿的宣言，更像一场赌博，赌中国改革不会如东南亚某些国家，企业只能靠行贿生存。如果赌输了，王石说“宁可是个失败者也不愿意同流合污”。这多少有些悲壮。

　　来深圳创业的时候，王石甚至联系好了国外的学校，如果走不下去，随时准备出国留学。

　　“我是过程的乐观主义，结果的悲观主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王石说。两千多年前，孔子也曾被人形容为“知其不可而为之”。

　　庆幸的是，“很难，但没有想象中的难。除了物质和金钱，人还有很多精神诉求，这不是权钱交易所能带来的。”

　　但是，多年来，王石都给外界留下了不近人情不懂国情的印象。直到改革开放成功地走到今天，仍有很多人不理解他的选择。

　　王石真的不懂国情？

　　1990年代末，当时的大股东深特发已难以投入更多的资金，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万科的发展，王石选择“卖出万科”。

　　当时有两家企业进入视野，一家是香港专业房地产公司新鸿基，一家是在香港上市的综合性国企华润。从行业逻辑上看新鸿基更为适合，但王石选择了后者。

　　“如果十年后，万科成为对中国房地产业影响巨大的公司，大股东却是一个香港公司，别人会怎么看?”

　　中国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市场经济逻辑与资本主义下自然形成的不同，王石看清了，“直到现在，我仍然是一个体制内的人，我是有意识这样做的。”

　　回忆这段往事，王石再一次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我来深圳的时候33岁，已经非常熟悉和理解中国的体制和传统文化。”

　　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在王石的财富观上表现更为极致。

　　1988年万科股份制改造，王石放弃了分给他的股份，不是因为他是圣人，而是他知道“不患寡，患不均”是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极端了讲就是仇富，结果名利只能取其一。他更看重名，所以舍弃利。

　　这并不是什么西方商业规则，西方企业家的成功是用财富多少来衡量的。1998年TBS慕名来采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第一个问题就是：王石有多少财富？王石无法回答，因为他只有万科的工资。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企业家都难以割舍一手创办的企业，王石异常坚定地告诉记者：“我可以！”王石认为他是个案，也许，更多的是懂得中西融合，是改革转型期的产物。

　　王石把自己塑造成了职业经理人，在万科1998年成为上市房地产公司第一后，他逐渐在万科训练出更多职业经理人。

　　几乎是用一种的一种得意的语气，王石介绍说，离职的“万科人”中，几乎没有自己做老板的，而是去别的房地产公司做职业经理人。比如汪群，合生创展总裁；比如姚牧民，珠江投资总经理。

　　“改革开放初期需要更多的创业者，目前，中国更需要职业经理。”王石希望，万科是制度化的公司，离开谁都可以，包括离开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