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三十而立·倒评年度人物】

　　《红高粱》成为了“文革”后第一部在美国院线上映的中国电影，为中国电影赢得有史以来最高的国际荣誉，西方人对中国电影第一次刮目相看。

　　在中国电影史上，1988年是一个特定的年份。2月23日，张艺谋的《红高粱》为中国电影赢得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国际荣誉——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西方人对中国电影第一次刮目相看，在庆祝酒会上，拍《末代皇帝》拿奥斯卡奖的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竟向张艺谋请教问题。

　　那一天，首次出国的张艺谋一夜未眠：“这个‘红绣球’并不只打在我头上，我当时感到整个中国都在扬眉吐气地往起站！”《红高粱》成为了“文革”后第一部在美国院线上映的中国电影，还被卖到欧洲一些国家。张艺谋因此成为了那一年的中国符号。

　　“这是中国电影拿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多年以后，国家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回忆说。《红高粱》给中国电影打开了一扇门，闯出了一条通往世界电影之路。此后数年，《香魂女》、《本命年》、《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粉》、《盲井》、《三峡好人》、《孔雀》等作品纷纷揽获国际大奖，中国电影扬眉吐气，在世界上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地位。

　　张艺谋是在1988年3月的《人民文学》杂志上看到莫言的《红高粱》的。“对人的生命力和精神自由进行赞颂，呈现出一个自由张扬的民间世界，与以往农村乡土小说有很大不同。”按照当时的版税规定，他自掏了800元钱，坐着公共汽车到莫言家里，买下了电影改编权。

　　《红高粱》拍得很苦。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后，张艺谋把他穿破的一双鞋埋在了镇北堡的土中，还当众发誓：如果这部影片出不来，他永远不走电影这条路。后来，张贤亮的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成立的时候，张贤亮挖出了那双鞋，把它陈列在影视城的展厅里。

　　从筹备到拍完戏，电影的名字一直是《九九青杀口》，在最后电影送审时，张艺谋才改了。其高举人性旗帜、淡化时代背景，让自由奔放、热血沸腾的生命跃到前台，拒绝任何政治说教，给人极强的震撼。

　　在这部电影里，绚烂的红色成为一种造型语言贯穿了全片：新娘用的红盖头和坐的红轿子，野合地点的红高粱，新酿出来的十八里红，以及日全食后弥漫于天地间的红色，成为张艺谋美学风格的象征和视觉符号。

　　张艺谋没有想到《红高粱》能够拿奖。本来，代表中国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是陈凯歌的《孩子王》。但不知何故，陈凯歌最后放弃柏林，带片参加了法国戛纳电影节。《红高粱》临时顶替出征。谁也没想到，最后的结果是：《孩子王》被评为那年戛纳的“最差电影”，《红高粱》却意外地拿到了柏林的金熊奖。

　　因为获奖，《红高粱》在国内受到观众追捧，在一些地区，电影票价由不到1元涨到10元，西影厂最后得到四百多万元的票房收入。在当时，这可是个天文数字。《红高粱》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为中国电影趟出了一条新路：先去国际获奖，再回国内赚票房。

　　然而争议也随之而来，除了艺术上的争议外，还引发了意识形态的争议，成为《红高梁》难以承受之重。

　　导演吴天明后来回忆说，一个南京的老同志，写了信给西影和中央，要求禁演这个电影，认为“《红高粱》是反动电影”，是“诋毁祖国，诋毁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在不知名的势力影响下，拍摄地的高密农民也对此上访，抗议电影里的“剥皮”情节丑化中国老百姓。当时的北京《中国电影报》成为批判大本营，一位叫秋田草的批评者在文章里说：“《红高粱》只有‘辱华’二字。”一位D·W作者认为：“国产新片《红高粱》是一部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它只能得到外国人的赏识”。

　　上海的《文汇报》则持相反意见，学者李泽厚也支持说：“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

　　官方的结论最后是，国家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认为，“《红高粱》的无畏探索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一脉相承，和中国形象日益走向世界相一致。”

　　就在这一年，香港出台了《1988年电影检查条例》，按照影片所涉及的暴力、色情、种族及宗族歧视等不良内容的程度，对电影实行三级分级制管理。电影《寡妇村》被列为大陆地区首部“少儿不宜”；人体艺术登台亮相，不用偷偷摸摸，首届《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排队购票的人从美术馆排成数列，到了两站地外。

　　而这年春天过后，作为原小说作者和编剧之一的莫言走在路上，深夜里也能听到许多人大声唱《红高粱》里的歌曲。一个开放的时代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