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建芳：外企“搬家”远喜近忧(2)

　　大浪淘沙，远喜近忧

　　发生撤离外迁的外企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合同外资金额多在300万美元左右及以下；又以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业为主，主要分布在五金、玩具、服装、制鞋、塑胶等行业。这些行业处于产业链的终端，对上端的依赖不是很强，主要依赖的是订单，国外客商只要取得稳定的供货就行，不在乎订单是在越南或柬埔寨还是在中国生产的，比较容易迁走。当然也有其他因素，比如塑胶、玩具、五金企业因为事先已签订合同，但是由于石油类金属类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原来的合同执行不了了。

　　与此同时，在广东，电子行业企业基本没有发生外迁现象。因为，整个行业的产业链在这里，具有良好的配套供货系统，劳动力素质也比较高，这是越南、柬埔寨所不具备，也很难复制的，因此，即使人工成本高些，企业也不易迁走。

　　外迁企业中，又以港资台资企业为主，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企业比重较小。

　　从长远来看，市场竞争优胜劣汰，随着内外部市场环境、制度环境规范化的约束加强，行业重新洗牌，部分缺乏竞争力、经营不规范的企业被淘汰或搬迁(包括迁往内地和国外)，对珠三角区域的经济来讲，是有益的。珠三角土地资源、人工成本日益昂贵，客观上也需要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外转移，以腾出空间来承接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提升产业结构水平。调研中，也有不少企业认为自己能够消化目前上升的成本压力，其员工工资本来就比当地最低工资高出许多，招人反而比过去容易。由此可见，严峻的经营环境对整个出口行业而言并非灭顶之灾，这一行业或许正需要一次凤凰涅而获得重生，使中国经济变得更加强壮、更具竞争力。

　　但是从短期来看，我们不无忧虑。首先，个别企业存在恶意关闭现象，企业经营者在暗中变卖资产后，突然携款潜逃，留下大量拖欠工人工资、地方厂租、供应商货款、海关税款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容易诱发社会动荡。

　　其次，从调研情况看，目前尚未发生大规模外企关闭搬迁现象，已发生的关闭、搬迁对当地经济影响有限，但同时也存在大规模搬迁的风险。据反映，目前已有大批外资企业到柬埔寨、越南等国考察投资环境，考虑厂房搬迁。其中有一家台湾知名企业，在内地拥有50万员工，它带着300多家台资企业去越南、柬埔寨等国考察，越南政府保证将为其提供80万劳动力，且有100%退税，劳动力成本每月每人400元，土地免费。有些企业已经在那里兴建工厂，从工期推算，今年7、8月后就可建成投产，到那时很有可能发生外企“大搬家”。一旦这一情况发生，将导致其目前所在地的雇佣员工解散，包装、物流、产品配套企业难以为继，原有厂房和出租屋闲置，酒店餐饮业萧条，银行不良资产比例上升等问题，其影响将远远超出企业本身，给当地经济的正常发展和转型带来的冲击可想而知。广东是我国最重要的外贸大省之一，2007年的出口、进出口、贸易顺差总额分别占到全国的30.3%、29.2%和39.5%，在一些重点城市的GDP和工业产值中，外资企业已经占到70-80%。广东外贸出现大的波动，也会显著影响全国的外贸形势。

　　第三，广东的现象可能不是个例，目前山东地区也出现了外企撤离的情况。有报道称，目前已有103家韩资企业“无故撤离”山东。1月21日，由韩国产业资源部和韩国外交通商部、劳动部、法务部等共同成立的“无故撤离应对特别工作组”已进入青岛等韩企集中的地区展开调查。因此，外企“搬家”现象值得高度关注。

　　政策制定需有国际视野

　　外企“搬家”现象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对我们未来的政策制定有一些启示。

　　政策制定需要有完整的国际视野，不仅要盯住作为重要贸易伙伴的发达国家，也要盯住作为潜在竞争对手的新兴国家。据了解，目前我国周边国家正不断修改出台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如越南在制定“5(年)免7(年)减半”的税收政策后，又出台了10年免税政策，提供免费土地，对部分在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诱惑很大，它们纷纷到越南考察圈地。因此，我们在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时，可能需要多一点考虑周边国家的因素，尤其是潜在竞争对手的因素。

　　完美的政策(制度)不等于有效的政策(制度)。新《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的保护不可谓不周密，比如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再比如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即成为终身员工。新法的出发点是要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但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可能适得其反，结果反而增加了劳工市场的交易成本，很多用人单位在雇人方面变得非常谨慎，能少雇人就少雇，这妨碍了就业水平提高；另一方面，也削弱了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不适当地加快了中国制造产业向其他国家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