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背影

　　作者：张翼 

　　人生的第六个本命年，成思危不再是民建中央主席。这是他淡出“政治”舞台的关键信号。

　　3月3日下午5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如约相见、坦诚相向，73岁的成思危仰靠在沙发上，神情祥和、语调平缓：“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之后，我将不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了。我在全国人大工作了10年，无论从个人年龄还是任期看，都到了退休的时候。”

　　“你可以写我，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客观实际。”成思危对本报记者说。

　　抱负

　　一尊毛主席铜像安放在成思危办公桌的醒目位置，鲜为人知，读“毛选”是成思危的一大爱好。“我尊敬毛主席，追求真理，15岁时我在香港秘密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1951年16岁的我从香港跑到广州，当时建国伊始，我是在二姐的影响下，经受着一种精神的感召，心中满是美好憧憬与向往。”

　　当年的成思危，年少昂扬、青春蓬勃，1951年的离家出走，多少带有与显赫家庭慷慨诀别的叛逆意味，谁知造化弄人，这一别竟是30年。广为传诵的故事是，文革期间，成思危的妹妹从美国抵京，请周恩来总理协助寻找失散多年的成思危。直到1981年，成思危远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MBA，他的父亲著名报人成舍我，才在美国与他相见。

　　浅浅的一道海湾，却是最深的乡愁。1990年，在台湾有关方面的特许下，成思危得以赴台省亲。时年，成舍我92岁，成思危55岁。成舍我育有5个孩子，成思危是唯一的男性。健在之时，成舍我无时无刻不盼望着成思危能去台继承家产，但他的心思始终在海峡的那一头。经年离散，终难团聚，其情可感可叹。

　　“毛选”影响了成思危一生。文革时期，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加之又有“海外关系”，成思危受到迫害，下放东北住牛棚、烧锅炉。那个时候读“毛选”成为唯一的选择，成思危在锅炉旁将“毛选”翻译成英文，并以此种乐趣、志趣激励自我。

　　“成思危心怀爱国之意，兼具报国之志，这绝非空泛的溢美之词，只有回溯那个时代的故事片段，你才能真正理解和感知。”民建中央原副主席、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朱相远与成思危共事10年、交情笃深。

　　成思危对自己的评价则是：“我毕生的抱负就是能为富国强民做点事。以前，这个想法帮我闯过了人生一道又一道关口，今后，这个志愿还将使我把余生过得更有意义。”

　　“空降”

　　1994年，成思危是化工部副部长，无党派人士，当时的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一直在寻找接班人，在统战部门的居中安排下，孙起孟和成思危有了一次重要谈话，诚邀成思危加入民建。力邀成思危，是统战工作发展到一定火候的直接产物。就这样，成思危以“空降”形式先出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后在1996年成为民建中央主席。因为是“空降”，民建内部个别“老人”对他颇有微词，靠着实干与实力，一介书生扛大旗，成思危逐步树立起了个人威信。在朱相远看来，“与其说成思危是政治家，不如说他是学者、思想家。”“‘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是他自题的座右铭，很有自醒与警示意味。”

　　“作为一位政治家，应当努力将学术研究的成果应用于全国人大立法及监督的实践之中，促进国家的发展与稳定，维护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毋庸讳言，成思危有着“从政”的热情与向往，身为民建中央主席，他每年都有多次机会参加中共中央总书记或国务院总理召开的座谈会，协商国家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可以直接聆听最高决策层的“思想原声”，并可以直接向他们反映自己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意见和建议。

　　成思危其人，外表来看，谦和温婉，原则问题从不让步，少有妥协，做起事情来绝对是执著坚韧，追求完美、少留遗憾是他的信条。每一天，他的时间安排以分钟计，可谓精细到了极致。成思危的夫人有时候给朱相远打电话“求救”：“你帮我提醒提醒他，70多岁的人了，不那么玩命行不行？我和女儿一劝，他就嚷嚷，‘七十古来稀，拼命干十年’。”

　　“不堪回首的文革，蹉跎了10年啊，我得拼命做事，把丢失的那10年弥补回来。”这是朱相远听成思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勤奋学习自强不息，淡泊名利知足常乐。”这是成思危自题的一幅自勉联。成思危身边的人都知道他给自己定下的三条规矩：每天坚持学习两小时，每天坚持写一页读书笔记，每月坚持写一篇文章。

　　闲暇时，与成思危谈天说地，朱相远免不了还是要说，“文革期间我也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我们这一代人，失去的已然太多太多，不可挽回，我们所能做的是把握当下，而不是透支未来。追求完美没有完美，思想出于悠闲，状态调适有助于更好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