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发轫：航天天路

　　上世纪50年代的戚发轫没有想到，他在50多年以后，会成为中国航天历史上彪炳千秋的人物。从东方红一号中最年轻的“总设计师”，到中国载人航天的直接“实践者”，戚发轫用超过50年的时间，在“天路”上勤奋行走，在这其间，坚持无比重要与宝贵。

　　《中国经营报》：戚发轫这个名字为中国航天界熟知，实际是从上世纪70年代的卫星研制开始的，为什么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你和航天事业却取得了突破？

　　戚发轫：坚持是很宝贵的。在文革期间，虽然自己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但还是死心塌地地坚持，中国知识分子太可贵了，我们现在条件好了，有荣誉，待遇也不差，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

　　另外一点，不能否认，尽管文革期间局面一度很混乱，但中国航天事业的决策没有受到影响，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7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的专家说美国、前苏联都搞载人航天，我们也该做，压力很大，但周总理明确告诉我们，先把地球的事搞好，所以通讯卫星、导航卫星、气象卫星这些实际的项目都上马了，现在看来，这些对日后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十分重要。

　　《中国经营报》：航天界一直都很清楚，70年代中国曾提出过载人航天计划，但后来未能执行下去，按照上面的这个说法，我们的航天发展是不是遵循了一个“实惠”的原则？

　　戚发轫：不是没有搞，而是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又搞卫星，又搞载人飞船。等卫星有了，资金也充裕了，经验也具备了，这时候搞载人航天就具备了很好的基础，才能上马。后来我们都看到，虽然我们上得晚，但发展得最快，所以循序渐进打基础很重要。

　　《中国经营报》：即便我们卫星的基础打得很牢靠，但第一次上马载人航天项目肯定压力很大，当时面临的最大压力是什么？

　　戚发轫：搞载人航天(前)苏联死过人，美国到现在航天员牺牲了22人。但是当时中央明确允许失败，但不允许死人。这个要求对我们载人航天的人来说责任很大，所以我们的载人航天是人命胜天。

　　《中国经营报》：这样的压力应该一直延续到第一次载人飞行的“神舟”落地之后吧？

　　戚发轫：神舟落地的时候，我有两个感觉，第一是一块石头落地了，第二是想睡觉。但我们的感受可能还有跟外面的同志不一样的地方，从宏观上说，领导说很圆满，无可挑剔，但要打100分，作为我们搞技术的人，应该把我们从起飞到落回来，所有的参数，都要汇总、分析，因为不可能不存在问题，我们当时都要集中于这些工作，所以压力也没有一下子全部消失掉，做这个行业，压力是个恒久的命题。

　　《中国经营报》：在航天界，总师是一个既有压力又有荣誉的职位，也是很多从业人员的人生目标之一，但最终能成为总设计师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你是其中之一，这之中什么最重要？

　　戚发轫：仍然是坚持。在做载人航天的时候，当时条件也是很苦，很累，收入也不高，但坚持下来的人，都成为了技术骨干，甚至更高，比如神舟6号的总指挥，也在40岁左右，说起来很容易的事情，做到并不容易。你要耐得住寂寞，可能十年默默无闻，航天工作的周期比较长，波折比较大，也容易失败。但关键是在最困难的时刻坚持。

　　戚发轫简介

　　空间技术专家，神舟号飞船总设计师。在主持“神舟”号飞船时制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总体方案。作为总设计师在解决卫星和飞船研制过程中的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上发挥了指导和决策作用，做出了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