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例子是有一家荷兰的制药企业拥有一种疫苗的产权。该企业对在发达国家生产该疫苗的企业收取专利费，而免除发展中国家生产该疫苗企业的专利费。结果在越南生产这种疫苗的成本还不到1美元，而且这1美元当中还包含了运费和免疫宣传费用。

　　因为今天许多重要产品的边际费用已经很低了，软件、医药、媒体作品等等都是如此。这种分级定价的做法能够让没钱的人也可以买得起一些有价值的产品。这种定价方式其实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推广。

　　我所举的这些项目能够给我们一点启示。致力于满足发展中国家需要的人要和科学家一起合作，因为科学家知道可以在哪里实现突破，这一点在软件业和医药行业都一样。两方面的人结合在一起就可以找到办法让好的想法在贫穷国家得到实施。

　　需要政府直接参与

　　另一个实现创新型资本主义的办法需要政府的直接参与。当然政府在帮扶穷人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这就不仅仅是培育市场方面的努力，政府在援助、科研和医疗卫生方面投入了大量财力。这些工作都非常有意义。但我认为政府最能够调动资源的做法是出台政策，通过市场的方式鼓励企业为改善贫困人口生活来做出努力。

　　布什总统最近签署了一个法案，根据该法案，如果一家制药公司为疟疾或肺结核这样长期受到忽视的疾病开发出了一种新的治疗手段，则该公司高利润的产品，比如治疗胆固醇的药物就可以提早两年上市销售，这种优先权可能意味着上亿美元的市场。

　　这会是个全球性运动

　　还有个实现创新型资本主义的办法，那就是帮助贫困国家的企业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明天我会在此宣布一个合作计划，这个计划将帮助非洲农民进入上等咖啡市场。计划的目的是要让这些农民种植咖啡的收入能够增加一倍。它帮助非洲农民种植优质咖啡，帮助他们与需要购买咖啡的企业建立联系。最终计划将使咖啡种植农民和他们的家庭摆脱贫困。

　　最后，还有一种实现创新型资本主义的最有创意的方式。几年前的一个深夜，我和Bono(U2主唱)在达沃斯小镇上的一个酒吧里闲聊。在小酌了几杯后，Bono变得非常激动，他和我谈起我们要用什么方法让那些具备公益心的企业拿出销售收入的一小部分来帮助改变整个世界。那天晚上，他不停地打电话，把别人从睡梦中叫醒，然后还把电话交给我，让我知道他们对此都很感兴趣。我们用了不少时间才启动这项工作。

　　但Bono说得对，如果一个人意识到他在购买一件好产品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一项他非常重视的社会事业，那他一定会非常乐意购买。红色运动就是这样在达沃斯诞生的。GAP、摩托罗拉、阿玛尼等公司的产品都参与了这项活动。

　　本周，这些公司的代表在微软相聚，商量下一步的发展。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们通过这项运动筹集了1500万美元在全球范围内防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它的成果便是今天在非洲差不多有两百万人得到了救命的药品。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如果有合适的激励方式，那么改变就可以持续进行。因为利润和认可是可以不断更新的资源。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全世界的企业家不论性别都可以把他们改善生活的想法转化为人们可以购买得起的产品和服务。克林顿总统作为非赢利组织成员，帮助发达国家的生产商和贫困国家的消费者建立联系，他在当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有的企业还为他们所认为的社会资本主义专门设立了奖项。

　　我只是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世界上对这样的创新型制度体系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会是个全球性的运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而且有责任来加速推动这个进程。在座诸位，无论你们是来自企业，还是政府，或是非营利机构，我想请你们在新的一年里一同从事创新型资本主义的活动举措。看看我们是否能够扩展市场经济的影响，我们要做成一些事，无论这会是国际援助的，还是慈善捐赠，或是一项新产品。

　　各位能否应用这样一个创新型的制度体系，让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来帮助穷人？我希望公司企业可以安排最有创新能力的研发人员拿出一部分时间来考虑这些问题，从而帮助人们一起来推动全球经济。这类贡献会比直接捐赠现金更有价值。你们或许可以给员工放假让他们从事志愿者工作，这样便是让公司集中发挥你们最擅长的优势。这也是创新型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因为这种智慧在让有钱人生活得更好之后，又开始致力改善所有人的生活。

　　目前已经有许多制药企业，像葛兰素·史克公司，他们让最有创造能力的研发人员开发帮助穷人的药物。日本的住友化工利用他们的专长建好蚊帐工厂后再捐赠出去。其实在食品、高科技、移动电话，以及银行业都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事实上我想说的是如果各行业的企业都可以做到像这些公司一样，那世界的不平等现象就会有极大的改观。

　　我们处在一个非同寻常的时代。如果我们能够在21世纪的前几十年探索到满足贫困人口需要的方式，找到为企业带来利润和认可的办法，那么我们减少世界贫困的努力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这个任务永远都不会结束。能投身这项事业，我内心激动不已。

　　(这是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今年1月在达沃斯论坛所作的他认为是他最重要的一次演讲。由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学院彭建辉翻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