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政府干预导致市场发育不足

    市场经济与财富 （下）

　　⊙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著名经济学教授

　　政府干预导致市场发育不足

　　如果我们从市场的几个门类来看，有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和技术市场。中国的哪一个市场发展得最好呢？政府干预最少的，发展得最好。

　　总体而言，产品市场是发展最好的。比如中国的家电产业，政府早就不管了，所以发展得特别好。相比之下，中国的汽车工业，WTO之前管得很紧。吉利的李书福在上世纪90年代就生产了汽车，找政府要批件、要上产业目录，但政府就是不批。你生产汽车，政府不让你上目录，就是不合法的，没法卖。为什么现在中国的汽车市场到处都是外资的品牌，原因就在这里。仔细研究就知道，哪一个产品市场政府限制越多，哪个产品市场问题越多。

　　劳动力市场也算发展得比较好的市场。中国经济能有这么好的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充分竞争和灵活性有很大的关系。但这一块也不是完美的，因为我们有很多户口的限制、移民的限制。很多农民变成工人了，我们不叫作工人，叫农民工，按照身份属于农民，按照工作属于工人——这是制度扭曲产生的怪象。

　　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是问题最多的两个市场。在资本市场上，谁能得到贷款、谁得不到，谁能上市、谁不能上市，很大程度上是由政策决定的，甚至是由政府规定的。特别是在早期，一个企业要上市融资，需要很多部门的批准，拿到资格的人就获得垄断地位。有关系的人才能拿到这个资格，所以这个市场很不健康。银行贷款也一样，这么多老百姓的钱贷给谁？政府部门说贷给谁就贷给谁，民营企业不容易得到贷款，而国有企业大量的亏损照样可以得到贷款，市场没有效率。

　　再看土地市场，没有真正的私人交易，而是政府的强制交易。要盖房子，农用地变为住宅地，需要从农民手里拿，拿的时候，政府以很便宜的价格征地，然后倒手卖。有关系的人就可以搞到土地，没关系的就搞不到，或者花很高的价钱才能搞到。所以这个市场也很腐败，没有效率。中国的房价为什么涨得这么快？如果我们实行自由的土地产权制度，房价这么高，就会有更多的土地释放出来建房子，房价上涨就会受到控制。

　　最后看技术市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市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它是通过企业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当中，你有一个好的发明，可以通过创办企业，或者通过转卖、授权来实现它的价值。在中国，大量的技术专利是个人申请的，而不是公司申请的，创新没有变成公司制度化、日常化的行为。这是影响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跟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够有关。

　　政府最应该做的：

　　保护产权，推动竞争

　　为了完善市场，政府应该做什么？就是很好地界定产权、保护产权。只要政府真正做到这一点，真正保护人们的自由，每个人都会运用自己的优势，在市场上进行交换，达成合作，整个社会很快会富裕起来。

　　没有政府，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政府本身也是市场的一种需要。但问题是，政府获取收入的办法跟企业不一样。企业不创造价值就不能获得收入，政府即使不创造价值，通过税收也可以获得收入。所以，很多政府的行为就容易超越自己的职责界限。另一方面，像前面所说，很多人缺乏理性思维，看到社会中出现某种问题，没有弄清真正的原因，就请求政府干预。实际上，许多情况下，政府干预越多，问题越大；问题越大，对政府的需求就越多，结果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所谓竞争，并不是说一个行业有很多企业，而是政府允许自由进入。在中国，石油、电信等行业经常受到批评，真正的问题在哪儿？是政府没有把行业放开，只允许一部分企业做，不允许另一部分企业去做。要使中国的电信企业、石油企业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解除行业进入的管制。这样，即使没有企业马上能够真正进入，仅仅由于潜在的竞争威胁，他们也会努力迎合消费者。

　　任何限制竞争的做法，只对少数人有利。资源配置要么按市场，要么按特权。如果不按市场，一定会按特权。任何限制竞争、人为地限定价格的办法，最后只能让少数有特权的人得到好处。

　　让穷人的资产变成资本

　　关于产权保护对穷人致富的意义，秘鲁经济学家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一书中给出了很经典的证明。为什么落后国家的普通人那么贫困？因为这些国家缺少能把资产变成资本的制度。发达国家为什么发达？因为它所有的财产定义都明确，任何人都可以把资产变为资本。

　　这听起来比较抽象，举个例子：假如我有一栋房子，我想做生意，需要一笔钱。如果我的房子产权明确，就可以抵押给银行。我的房子值100万，银行可以给我贷60万，这样我的企业就可以做起来了。十年以后，可能我就变成了很富有的人。但在落后国家做不到这一点。这本书的作者走访了几十个国家，作了大量的统计研究，第三世界穷人积累的资产有很多，比如说房产的价值是9.5万亿美元，但这些都是半合法半不合法的资产，可以使用，无法买卖。

　　看看中国的农民是不是这样？农民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群体，但农民手里都有值钱的东西——土地、住宅、宅基地，但他不能卖，即使进了城，也只能放在那儿。一边有值钱的财富放在那儿，一边在城市里又没地方住。这是很不合理的。如果农民真正获得土地的所有权，把那些宅基地卖了，在城里至少买一个四十平米的房，他就跟城里人一样了。但现在不能，因为政府不允许。土地只有使用、耕作的权利，没有交易的权利。

　　社会落后，不是我们没有资产，而是没有把资产变成资本的途径，所以很多人可能拿着金饭碗讨饭吃。资本市场的作用，就是让人们可以用未来交换现在。这是什么意思？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想法、一个计划书，但因为这个计划实现之后我可以赚大钱，所以现在有人给我大笔的钱。但如果产权没有很好的界定和保护，你有一个好的创业计划，政府不让你借钱，或者银行不相信你，不借钱给你，你就失去了致富的可能。

　　所以，无论在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像我们这些新兴的市场国家，要使穷人富裕起来，第一要务，是很好地界定产权，让穷人的资产可以变成资本。这样，每个人聪明的脑袋可以提现。如果不是这样，靠政府和世界银行给救济，靠各种慈善活动，抵消不了由于制度的不合理给穷人带来的损失。

　　相信市场，允许民间扶贫

　　当然，在任何社会，包括市场经济中，总会有相对贫困的人需要救济，问题是怎么去救济？

　　很多人认为，扶贫要靠政府。但在中国，我的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就越大。好比说，现在政府建设新农村，在农村给一些穷人补贴，这本来是好事，但仔细看一下，钱拨下去之后到谁手里了？大部分没有到最穷的、最需要钱的人手里，而是到了某一个县、某一个部门领导的老家，某个领导的亲戚手里。政府花了很多钱，但没有起到扶贫的作用。

　　经常有人讲，政府要去做市场上做不了的事——但要打一个注脚，很多市场做不了的事，不是它真做不了，是政府不让做。现在的慈善事业，暴露出很多不公平的状况。未来中国有更多的人富裕之后，做慈善事业的会越来越多，但我们的体制环境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我本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包括茅于轼教授、吴敬琏教授、林毅夫教授，我们十几个人，在三年前就做了一个富平基金，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帮助农民工的培训；第二是资助农村的小额贷款，但至今没有被注册下来。

　　同样的道理，在医疗体制改革问题上，我曾经说，政府有责任提供医疗保障，但没有权力不让私人办医院。如果允许私人办医院，政府花在医疗上的钱，就可以大大转到低收入阶层身上。因为高收入阶层的人，会花高价到服务方便、不用排队的医院，这就把更多的医疗资源让给了困难人群。而且，政府还可以向私立医院征税，进一步补贴困难人群。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而现在，看看北京，看看全国，越是好的医院，越是把大部分的费用都花在一小部分有特殊地位、特殊关系的人身上。

　　一个严重的误解：

　　市场导致不平等

　　对于社会中的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现象，大部分人都很担忧。但有人把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甚至有人认为，市场经济的结果一定是贫富差距扩大。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使什么人受益最大？是富人吗？不是。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举个简单的例子，爱迪生发明了灯泡，给每个人都带来便利。但灯泡的价值对富人来讲要比穷人小，因为富人有钱，没有灯泡，他可以点很多蜡烛；而穷人一根都买不起。再比如现在有了电视，每个人都可以听明星唱的歌、看明星演的戏，而过去只有少数富人、王公贵族才能享受现场直播式的演出。汽车也这样，过去富人可以坐轿子，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有代步工具。所有新产品技术都是这样。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老百姓，不是特权阶层。

　　再看中国改革的历史。我1977年考上的大学，那时候全国总共招了28万大学生，后来追招可能是40万。那时候，高中生中只有不到5%的人有机会上大学。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家庭出身不好、父母有历史问题的，当兵去不了，招工去不了，没有任何希望，只好在家里看书，结果赶上恢复高考，考上了大学。1980年代的城市个体户，大部分是社会底层的群体。因为稍微有特权的人都去当兵了，去政府、国有企业工作了，而没有特权、没有关系的人怎么办？只好自己捡破烂，摆摊卖点瓜子，结果反倒富裕起来。

　　这说明，改革使我们的社会垂直流动性大大提高了。斯坦佛大学一位教授的研究表明，在中国，1990年收入最低的1/5的人，到1995年仍然处在这个群体的比例，远远低于美国。也就是说，中国收入的垂直流动性要比美国高。这一点可以理解，因为中国本身是在剧烈变化过程中，而美国社会相对比较稳定。比尔·盖茨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但在中国，原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经过奋斗或创业，进入中产阶层的人，就比美国多。

　　如果以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距，我作过一个统计，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当中，平均而言，市场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国有经济部门最少的地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最低的地区，是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

　　这说明什么？如果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少，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就大，竞争就激烈，商业活动的利润就低；如果这个地区只有少数有特权、有关系的人能做生意，或只有最胆大的人敢做生意，做了之后盈利就很高。举个例子，浙江一带的人做生意的人比较多，富人也多，但利润都很薄。但像东北这样的地方，大部分人都不做生意，但做生意的人一定赚大钱。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市场环境不好。所以我们看到，市场越开放、政府干预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

　　另外，平等不仅仅体现货币收入上，还包括其他的方面，如自由、权利、选择等。过去老百姓有什么自由？我在农村的时候，农民家里生产的西瓜、苹果，到集市上卖，被发现，算作投机倒把，要批斗，甚至关起来，连做人的基本权利都没有。那时候农民一年四季吃不上肉，也买不起面，但只要公社的干部来村里，大家都抢着请客，有点白面、有点肉都留给干部吃。为什么？只有跟他关系搞好了，孩子才有当兵、招工之类的机会。所以，改革开放不是使中国社会变得不平等，而是更平等。

　　拒绝“卖拐”——

　　坚定对市场经济的信念

　　市场经济很脆弱，太容易受到损害，需要有人去捍卫它。市场经济就是这样：当你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你只会盯着它的坏处；当你没有机会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它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它的好处是什么；当你自己把它弄坏的时候，你还骂它，怎么这么糟糕。

　　这就跟人一样，本来没病，但有人不断说他有病，非给他吃药不可，最后就吃出病来。这也是赵本山的小品《卖拐》告诉我们的真理。现在好多人都在“卖拐”，本来你的腿不坏，他一定说是坏的，说到最后，你自己认为自己的腿不行了，只好买他的拐。在今天的社会上，这个拐是什么？就是大量反市场经济的言论。

　　我说这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坚定我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念。中国的未来最值得担心的是什么？不是能源、环境问题——这些当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市场竞争推动的技术进步一定能为我们找到答案。我们没有必要像200多年前的马尔萨斯或30多年前的罗马俱乐部那么悲观。中国的未来发展，取决于我们的信念——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如果我们坚定了对市场经济的信心，不断推进改革，完善市场，中国的未来会非常好。如果我们失去了对市场的信念，制造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中国的未来就面临着曲折和危险。(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