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与明日

　　两碗黄酒之后，高信疆谈兴渐浓。他向后梳理的头发一丝不苟，其中黑、灰、白夹杂，架在鼻梁上的镜框足以遮住他四分之一的脸，他的面色变红，皮肤微微沁出汗来。他回忆起胡适与雷震，李敖和陈映真，在吃了一口黄瓜之后，还品评了古龙与金庸……他穿中式蓝色对襟褂，叫我把西红柿酱递过去时，称我“知远兄”，他还在从客厅前往卫生间的地板上摔倒了，然后摆摆手说没事，似乎七十年历史的身躯对此毫不在意。

　　大约10年前，我就知道他的大名，那时我还是一名浑浑噩噩的大学二年级学生。他是台湾七八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新闻人之一，他编辑的《中国时报》副刊曾开风气之先，成为长期禁锢的台湾思想界重新呼吸的空间。像我这一代人中的很多人一样，对于台湾转型历史兴趣浓烈：一个长期处于政治压抑的社会，如何向价值多元演进，知识分子又该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个人与时代命运是怎么纠缠在一起的……

　　但是在那晚的闲聊中，他最触动我的一句话却是“不能因为三百年的失败，就抹杀掉三千年的历史”。还提到了傅斯年的判断，在中国历史上，只要有七十年的稳定时期，它必定成为一个重获繁荣的时代，从秦末的天下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中国到唐太宗的盛世，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兴起，其间不过经历了两三代人……

　　我不清楚傅斯年的论点出自何处，我的历史知识也不足以对此作出肯定或否定，但不知是黄酒还是别的原因，我内心洋溢起一种难言的兴奋。

　　这是2007年的冬天，我们坐在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路的一间公寓里。它介于二环路与三环路之间，与商业区尚有一段距离，所以它稍微躲避了整个城市正在陷入的建设风潮。公寓旁的小河安静地流淌，小路上的那间医院令人想起了集体主义年代的北京。这种安静在此刻的北京分外难得——现在这座城市变得太快、太喧闹了。10年前，清晨街道里都飘着豆浆与油条的香气，小巷的拐角还堆放着大白菜，但如今的浓重雾气中是一座接一座的面目一致的复制品，那些纷纷以“财富中心”冠名的钢筋混凝土、落地玻璃窗的大楼，正把北京变成一座亢奋却乏味的城市。人们迷失在沃尔玛提供的海洋一般的货品中，按照层出不穷的时尚杂志来打扮自己，在互联网提供的无穷链接中游弋……一切似乎都被卷入了速度的漩涡中，昨天的确信，到了今天则变成了怀疑。

　　这个国家有能力创造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却需要更好地治理自己的山川、湖泊；财富正在被大量创造，但是日渐富足的社会却被一种浓烈的不信任感所包围着；她培养的高学历人才比任何国家都多，但教育系统在本质上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尽管文化传统早已断裂，一本关于《论语》的书却卖了400万册；我们总是夸耀东方人独有的聪明才智，但摹仿、抄袭却渗透在各个领域……

　　人们对于此刻陷入迷惑，经常是因为他无力将自己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坐标中，不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明天又通向哪里。我总想知道后人将怎么描绘此刻的中国。因为生活在其中，我难以公正地评估这些变化。

　　高信疆的话让我想起了历史学家雷海宗的努力。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他完成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他试图将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上显著的范例联系起来，抗日战争与1600年前的淝水之战类似，上一次战争标志着中国的再生，以南方为代表的新文化主导了中国，而抗日战争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他多少相信这次战争是一剂泻药，帮助中国摆脱痼疾，重新使她获得勃勃生气。

　　这种类比充满了中国文化中的“附会”意味，当面临新问题时，中国的读书人总喜欢向后看寻找答案。所以当英国人的舰队出现在南中国海时，他们想起的是胡人入侵的传统。而当第一批来自中国的旅行者被西方的文明程度震惊时，他们把法国与意大利比作中国的唐宋时期，英国与德国则是两汉时期，而美国则是虞夏——中国文明最纯真的时刻……这种古以有之的“附会”让那一代中国人安心，尽管已是刻舟求剑，但至少船上的刻痕还在。

　　而现在，我们的生活变得惊慌失措，多少缘于历史情绪的断裂。昔日的回响或许不能给予今日的问题以答案，但是过去的人们在面对变革所表现出的勇气与怯懦、愚蠢与智慧，却仍可能给今天以启发。这一系列专栏将是联结过去的努力，在对一系列人物、书籍与思想的回忆中，我们或许会发现明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