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宇：创新主体应企业为主 院校科研机关为辅

　　12月19日 下午2：00—4：00，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邀请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高梁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吕政所长，以及北京大学工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谢天宇教授一起就“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话题进行一场精彩的对话。以下为谢天宇精彩发言：

　　主持人：我们回过头来去看，我们中国制度作为产业升级、产业发展，从自主创新顺利的支撑到产业升级我们存在哪些方面的制度瓶颈、主要的制度瓶颈是什么，我们从过去强调从制造业为主、转向高科技产业、转向自主创新的过程中，主要的制度瓶颈是哪些、主要表现是哪些、出现这些制度瓶颈的根源是什么？想围绕着这几个问题请三位嘉宾发表一下看法。

　　谢天宇：因为刚才吕老师、高老师也介绍到中国有追求技术的劣根性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在家里不能在屋里抽，每天在阳台上抽，抽烟的时候就看一本书，80年代的时候，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一个英国人写的。我是学工科出身的，大部分内容我都不知道、不了解，没有学过，这本书我看了一半，还没看完。这本书有一个前沿，在技术产业发明上，在过去几千年时期，人类的产业或者技术的进步，对这个产业技术进步推动作用比较大的发明多数都是在中国产生的，所以说中国人本身并不是没有创作天赋的。

　　第二，再说瓶颈、根源什么的之前再说一点，我去上海、苏州，尤其是无锡，苏南一带，一这段时间因为跟他们交流比较多，我也跟他们谈，我感觉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企业理解上。我看无锡的人，包括我们北大的方正、清华的同方，好几千人在那个工厂装计算机，从美国或者从日本角度讲那是彻底的技术密集型的传统企业。

　　什么叫高新技术企业呢？不是说产品的形态给人的感觉含有很多高新技术，不是这样定义，其实比较严格的，我们从企业角度讲，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的产品里面，附加了多少他创造的新技术内容，这个东西很难评价。在工业界有一个很笼统的评价方法，就是这个企业每年超过4%以上的销售额要用于研发，像奥林巴斯高的时候超过10%，奥林巴斯的医疗器械，主要是自主产业医疗器械，医疗器械这个部门的利润，不是说毛利，去掉生产成本是超过30%。所以按照这个条件来，我看苏南绝大多数企业都不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

　　我们现在自主创新或者产业升级、技术瓶颈主要有哪些问题？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我回国以后感受最深的，也就是刚刚吕老师谈到的谁是创新主体的问题。吕老师觉得应该是以企业为主体，我也认为是企业，但是中国现在的条件和所处的环境和美国、和日本、和欧洲完全不一样。完全靠企业，我们再过一百年也可能在技术创新上赶不上美国或日本，因为整个这个环境是他们给一手造起来的，他们一手建立起这种制度来，然后维护他们的利益，不管是专利也好、国际法也好，包括金融，什么各种国际性的规章和法律都是对他们有利的，很艰难。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这个企业一直长期以来，大多数企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比较粗放，利润结构比较低，他们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去搞创新、去搞研发。但是欲望是一个问题，有钱有没有这种欲望。所以创新有几个要素，第一要有资金，第二要有人才，第三要懂怎么去创新。

　　我回国以后去了很多企业，我没发现一家企业有一个技术战略，我很奇怪，是生产产品的。在日本也好、在美国也好，公司发展战略里头有一个市场战略、有一个人事战略、有一个技术战略，还有生产战略，很多，最主要的是这四个到五个，但是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技术战略，国内没有。我问了很多企业，包括一些民营企业，他们也想创新，也想和别人不一样，但是不知道怎么创新，实际上创新是有方法的，按照这个步骤每天在做就是很明显的。

　　接着刚刚吕老师的话，我觉得不能完全以企业为创新的主体，因为他现在不存在这个能力，方法也不懂，也缺乏人才。中国我觉得创新的主体，企业为主，应该大专院校和科研机关为辅，因为你不去做这个事情，不帮助他做这个事情，他没有这个能力，这个过程非常漫长。中国的大专院校我回来以后感觉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很奇怪，尤其北大、清华，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我听到这个就觉得莫名其妙，然后那个评价的标准是沿袭了欧美的标准。如果真是这么一条道走下去，所有的大学都仿效这么走下去，中国的大学对中国的贡献只剩下一点，就是培养了人才，这些人才在社会上是服务的。

　　还有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国家的生产和发展的促进作用，在日本的大学非常明显，主要是这两个作用。第三点我们才能谈到对整个人类发展的作用。第一个人才，第二对国家的发展，第三全人类的发展。中国的大学这么一直走下去，就剩一点了对中国的帮助，就是培养人才，其他做的事情，基础研究不谈，搞理科的基础研究是要搞前沿，我谈工科，你做的事情多数是在为美国做、是在为日本做，不是在为中国做。他评价要用论文，要SCI索引，能进这个索引就是要对美国、对日本的产业对他的工业界他认为有用，绝大多数对中国是没有用的，因为中国整个生产技术水平都很低。所以大学老师申请到国家的钱，所谓创新、所谓产学研合作，实际上也是在搞论文。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面临的最大的瓶颈的问题，就是怎么推动大学，尤其是工科，要让他跟产业结合起来，和产业一块成长，帮助产业去摸索怎么样能够创新，然后给他提供人力资源，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大家把钱都放到追求高利润的，比如房地产、股票。我在日本的时候不看电视，电影是六年看一部电影，电视不见得每个星期看，经常看，周末有一个节目，日本的NHK有一个经济节目非常好，每次一个多小时，每次介绍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干什么的？在过去几十年都是产业界的人物，搞创新、创造对产业的贡献，介绍他的生活、介绍他的历程，每个都像故事片似的，实际上是纪录片，非常好。所以我就想，日本渗透到老百姓生活中的创新、创造，对社会贡献的信念也好、思想也好、理想也好，国内这方面看的很少，现在新闻联播有时候里头插一个劳动模范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整个从文化上、从宣传上，这点也是很大的问题。

　　刚才大学来讲，我觉得咱们别争世界一流大学，咱们改成争创对中国发展作出最大贡献的大学，这样的名词对中国今后30年之内至少这个更好一点，比世界一流大学更好一点。因为我在想，咱们一直这么走下去，把清华和北大这两所大学搬到南极去和在北京好像区别不太大，只要毕业生过来对企业作出贡献就好，直接对企业、对社会发展没有作出太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