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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雷斯科特:高储蓄率为经济快速增长必需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2月10日 02:00 第一财经日报

  普雷斯科特:我特别喜欢夏天,因为这对宏观经济学来说是个很好的研究时间。致力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雷斯科特,再度来到中国。

  不久前,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来到在上海大学举办的“关注经济热点,构建和谐社会”论坛,他发表了主题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演讲。

  签名抵制对华贸易保护主义

  普雷斯科特对中国的社会和谐充满了信心,他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更多的人将迁居城镇,在现代工业行业中就业并最终致富。中国的经济发展终将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

  普雷斯科特详细定义了经济发展。他表示,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济摆脱发展缓慢、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状态,进入以工业为主的阶段;第二阶段,经济开始持续发展;第三阶段就是现代经济增长,平均来看经济体以所谓的趋势增长率增长。好的政策能够让趋势增长率提高,从而开始赶超其他发展程度更高的经济体;而坏的政策则让趋势增长率降低。

  从世界历史来看,1700年之前,全世界不同地方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大,在不同的年份之间相差也不大,这属于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1700年之后,世界各地的生活水平差异开始扩大。1850年之后,人均GDP每35年翻一番,世界进入现代经济发展阶段。

  普雷斯科特认为,中国政府要做的就是加大开放。过去的开放政策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部分地区已经进入了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只要坚持开放和竞争,目前较贫穷的省区也会加快发展并开始现代经济增长。

  另外,开放政策也有助于外部和谐。开放是互惠的,中国的发展不仅对中国人民有好处,对西方国家和亚洲国家而言也有好处。欧盟成员就是因为对彼此开放而获益,欧盟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和谐。

  普雷斯科特刚从韩国到中国,他在韩国作了一场以“中国的发展对韩国是好是坏”为主题的演讲。在被问及结论的时候,他很肯定地说:“中国的发展对两国都是有好处的。”

  值得注意的是,普雷斯科特并不是单方面要求中国开放,而是希望每个国家都更加开放。由于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美国国内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日益上升。

  今年8月,1028名美国经济学家联合签名,强烈要求美国国会议员遵循自由贸易精神,抵制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普雷斯科特的签名就是其中最具分量的签名之一。与普雷斯科特一同获得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也在签名经济学家之列。

  赞成“高储蓄”

  如果用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发展,那么美国已经领先世界125年了。在美、日、欧这世界经济的三极中,欧洲和日本在人均GDP方面始终没有赶超美国。

  迄今为止,欧洲六国的人均GDP仅占美国的70%。为什么欧美之间始终存在这种差距呢?普雷斯科特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并撰写过《为什么欧洲人工作时间比美国人少》的文章。他的研究表明,欧洲人均GDP少于美国的原因就在于欧洲人的工作时间短,只有美国人的70%;而欧洲人工作时间短背后的主要原因是高税率。

  “高税收、高福利”是欧洲福利国家的标签,正是这种福利制度阻碍了欧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欧洲和美国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来看,这种模式不利于经济发展。他预测欧洲将进行减税,并赶超美国。

  普雷斯科特甚至反对政府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因为转移支付政策会降低储蓄,而高储蓄率是经济快速增长所必需的。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普雷斯科特对中国的高储蓄率大加赞扬。事实上他赞成“被迫储蓄”。

  据普雷斯科特的研究,资本-产出比大概在3左右。如果一国以10%的速度增长,那么净储蓄必须达到30%才能支撑这样的增长速度。另外,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折旧率大概是12%,因此,总储蓄要达到GDP的42%才能支撑经济以10%的速度增长。

  世界经济的第三极日本,人均GDP也没有赶上美国。经普雷斯科特研究,日本的问题在于生产率不够高,而非工作时间短。生产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引进FDI不足。普雷斯科特认为,FDI对于学习先进经济体的生产管理经验来说至关重要。

  “从某种程度上说次贷是个小问题”

  从今年夏天开始,美国次贷问题浮出水面,并对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市场都产生了影响。关于次贷引发美国经济衰退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但是,在被问及“次贷是否会触发美国经济衰退”时,普雷斯科特非常坚决地给予了否定回答。

  “从某种程度上说次贷危机只是个小问题。有一些金融机构损失惨重,有一些则获利。

房价上升让很多人获益,如果房价继续上升,次贷仍然是笔好生意。但是房价停止上升了,一些金融机构会走向破产,但是这就是金融体系的本来面目。”

  普雷斯科特继而用广博的视角分析,如果金融危机促使一国金融体系改革,那么金融市场就会因此更加完善。一味逃避危机并不是好做法。“改革是个很好的信号。”

  普雷斯科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瑞典金融危机造成大部分商业银行因

不良资产大量增加而破产。金融危机结束后,只有四家商业银行幸存。但是这场危机促使瑞典建立了更完整而规范的制度体系,只造成了瑞典金融体系的短暂停顿。

  “1997年的时候我刚好在韩国,当时韩国的金融体系还算健康。亚洲金融危机促使韩国进一步完善了金融体系。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金融体系也出现危机,但是他们想掩盖问题。银行在政府的担保下继续向企业放贷,使企业能够继续支付贷款利息。这延长了日本政府扮演‘坏爸爸’角色的时间。直到日本改革了银行体系,使之能够把资金配置到生产效率最高的地方去的时候,情况才开始改善。”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上世纪80年代,智利和

墨西哥都出现了银行倒闭的现象。智利很快进行了改革,增强了金融体系的健康,并完善了监管制度。而墨西哥没有这么做,金融机构也因此遭受了损失,造成了1994年到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甚至影响到了欧洲和美国。”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

  ●1940年生于美国纽约州

  ●1967年获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与应用、收入差别与计量经济学

  ●2004年,由于在经济政策和世界商业循环方面做出的创造性研究,与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一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分享了130万美元的奖金。王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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