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宪忠：全球化与中国劳动力自由流动

　　济南大学经济学院 俞宪忠

　　内容提要 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和显著内容，就是人力资源等发展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全球化也意味着制度竞争激化和制度演进趋同。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面临着全球化给出的机遇和挑战，应对全球化外部冲击的重大创新路径，就是具有重大民本主义发展价值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强化中国劳动力自由流动研究，既具有着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也具有着重大的发展应用价值。

　　关键词 全球化 劳动力 自由流动 中国转型 民本主义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正处于全球化浪潮外部冲击的给定框架之下，全球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只能接受和顺应全球化，而不能拒绝和排斥全球化。科学解读全球化的发展内涵与中国转型发展，对于中国发展转型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一、全球化人力资源自由流动浪潮

　　当代世界的所有人们，几乎没有人否认我们处于一个激流澎湃的全球化浪潮冲击的发展框架之中，我们可以将全球化定义和理解为：所有国家和区域间在所有领域中相互依赖程度急剧强化和持续加深的一体化发展趋势。“管理超越国界——组织是开放式的系统，与外界环境发生相互作用。但是，外界环境不受国界的限制。事实上，现代管理人员必须在全球化的环境中从事其管理活动，甚至于只在一个国家从事经营活动的公司也要受到国际

竞争力的影响。”[1] “工业革命使世界靠得更紧密，变小了，比以往更同质化。”[2] 全球化的关键特征在于：首先是不同种类文明的交融契合、相互渗透、彼此理解和发展趋同。原来因各种原因彼此隔离的发展元素，在现今已经粘合在了一起，原先彼此对峙或对立的体系具有了相互亲和的发展趋势，各自孤立的发展路径因相互依赖具有了协同进步的新格局，文明差异在文化交流中共生共荣，和平促进与和谐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公认主题。其次是各类不同的制度安排逐步统一。理念认同引发了共同规则的形成，为了在国际社会的发展平台上能够从事高水平和高效率的文明游戏，已经具有了各国认同的普适性游戏规则，对当代世界各国具有了很强的游戏约束力，并由此展开了没有硝烟的制度竞争，WTO规则就是一个显著的表征。再次是共同规则促进了全要素的国际化高速流动。资本、技术、劳力、观念、信息、管理、制度等各种发展要素，不再长期固定和滞留于某一国别或区域，而是能够迅速流向制度自由和收益丰厚的国家和领域，各种流动性交易的障碍壁垒已经打破和正在消除，国家和区域之间的开放度因此而得到大幅提升，各种稀缺资源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动态的优化配置，繁荣的文明成果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散、吸收和验证，人们有可能在流动性发展的全球化框架下，依靠自己的勤奋、才能和贡献而在国际平台上寻求生活幸福和价值提升。概而言之，在人本主义的核心发展意义和可持续创新路径上，劳动力自由选择和自由流动具有了全球化更为广阔的自由领域和开放保证，“人力资源是任何一个组织的核心资源。”[3]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制定核心发展战略和确立持续发展路径，具有特别重要的创新发展价值。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在评价现代中国情况时指出：“中国需要变化、亟待变化！”[4]搜寻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框架下的创新发展路径，首选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劳动力自由流动。“在中等收入国家和严格限制劳动力市场的国家，改革劳动力市场制度是首先选择。”[5] “将来的全球化公司将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人才和资源(尤其是智力资本)，就像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出售产品和服务一样。其实，公司总部国家的概念可能不再使用，因为公司可以随时迁移到具有最大优势的地方。新的全球化公司可能将基地设在美国，而在斯里兰卡进行软件设计，在德国进行工程技术处理，在中国生产。”[6]

　　二、全球制度竞争激化与制度创新趋同

　　人力资源之所以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性发展与配置，人力资源的发展位次之所以跃居首位，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全球开放度的空前提升，从而使人力资源获得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制度发展平台。全球资源的稀缺性特征，要求在全球范围内优化各种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持续提升全球层面的发展质量，因而就需要更加公平和富有效率的国际性制度安排，从而促进了规则公平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和效率全面提升的全球一体化市场的快速形成。当全球化的各种交易活动拥有了统一规则(如WTO规则)的时候，事实上就自然展开了国别制度的国际竞争。如果某一国别制度是坏的，或者说是不利于人们优化发展路径和阻抗人们追求高质量幸福生活的话，人们对其人生就会产生一个坏的未来预期，其人才、资本、技术、思想等一切可以在国际化层面上自由流动化配置的各种宝贵资源，自然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流向某一国别制度相反的好的国度，也就是那些可以为公民提供更高行为自由度和更大发展机会束的国家。因为在某个或某些好制度的国家，人们可以或能够获得一个好的创新机会集合和人生发展平台。如果在坏制度国家人们对人生普遍感到很无奈，那么在好制度国家人们就会对人生普遍感到很精彩。如果国别之间的制度质态差异很大，拥有坏制度的国家不仅国内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而且还将会导致大量宝贵稀缺资源的持续流失，并具有一直到耗尽为止的发展趋势。而好制度的国家不仅可以优化国内现有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还可以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获取大量而宝贵的流入发展资源，从而获得更好的增长和发展。好制度的国家通常拥有国际性的核心竞争优势，因为它们拥有好的制度资源，而坏制度的国家则通常拥有制度劣势，因为它们拥有坏的制度资源，确切说应当叫做制度垃圾。穷国与富国之间的所有差异，均在于制度的不同，集中表现为人的发展质量，富有的根本原因在于好制度的充分供给，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好制度的长期匮乏。因此全球化开放框架下的所有竞争，都可以归结为制度的比较与竞争。全球化一方面导致了制度竞争的加剧和激化，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坏制度国家的制度创新演进和制度发展变迁。一切发展在工具性意义上归根结底是制度发展，在终极目的意义上是为了人的发展。劳动力流动是为了自由选择和自由发展，而劳动力流动自由则是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制度保证，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目前和今后很长时间里必须面对的发展困难和巨大挑战。英国著名学者霍布豪斯(Hobhouse)精辟地认为：“自由的领域就是生长发展的领域。”[7]中国未来可持续和谐发展的根本支撑，就在于为劳动力自由选择和自由流动提供制度化的自由保证。

　　三、中国发展转型与劳动力自由流动

　　面对全球浪潮的强力冲击，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遭遇发展转型的严峻挑战，都面临着社会转型路径的创新选择。中国是当代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高速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国际关注度最高的发展中国家，因而中国所面临的发展转型挑战最大，其价值和意义也最为空前，中国社会在21世纪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表现为一个显著动态的复杂变迁系统，目前正处于关键的转型发展阶段。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提出了一个分析经济发展的框架，这个框架将劳动从传统向现代部门的流动置于经济发展的中心环节。”[8]社会发展转型涵括着丰富多彩的发展内容：第一，从集权型发展到分权型发展的社会转型，意味着社会转型将是一个还权于民的发展过程，居民个人和家庭会拥有更多的自由发展权利；第二，从计划主导到市场主导的社会转型，意味着普通公民将会具有更多的市场化个人交易行为发生，会拥有一个符合个人偏好需要的自由权利束；第三，从封闭发展到开放发展的社会转型，意味着劳动者横向活动空间的日益扩展，劳动者将会拥有一个更为广阔的自由选择空间；第四，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社会转型，意味着劳动力就业路径发生变更，劳动者需要从第一产业自由转移到其他产业才能实现就业；第五，从物本主义到人本主义的社会转型，意味着发展理念的急速升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机会将逐渐增加；第六，从官本主义到民本主义的社会转型，意味着普通公民将会具有自由追求个人幸福的发展平台；第七，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社会转型，意味着社会发展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改变，有必要提升个人的自由流动效能；第八，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城市一元结构的社会转型，意味着劳动者就业和发展空间的质变与转换，其实质是农民市民化的自由流动过程；第九，从传统工业化发展道路到新兴工业化发展道路的社会转型，意味着更高质量的人口发展诉求，劳动力将会获得更高质量的自由发展；第十，从经济GDP 单一发展到多元(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社会转型，意味着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的新生，从而使劳动者的全面发展诉求将会自由表达和充分实现。“更多的情况下，变迁来自诸多无名个体的恒久压力。一个不遵从的行为也许就是一种偏离行为，但当这种行为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出现的时候，它就有可能成为一次社会革命。”[9]

　　我们还能够列出其他方面的社会发展转型，但不论何种发展的社会转型，都会与劳动力自由流动密切相关，都在实质上意味着劳动力更加自由充分的自愿偏好、自诉表达、自主选择、自由流动、自利实现和自我发展。“危险绝大部分来自于‘错误的管理’——大部分管理者没有认识到管理的对象是人。’”[10]对中国企业管理转型来说，真正“麻烦的是，要培养雇员的献身精神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企业在培养雇员的献身精神时，都注意将其建立在一个坚实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就是可以被称为‘人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必须愿意承认这样一个观点，即它们的雇员是他们最为重要的资产，他们是值得信任的、需要被尊重对待和能够参与工作决策，并且每个人都有自我成长和发挥全部潜力的内在动力。换句话说……人是应当受到尊重的、值得信任的，并且都想把工作做好，而且是具有创造性和进取心的……相信并尊重个人：我们没有什么比人更为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坚信，尊重每一个人的个性，会有助于建立一个由相互信任且具有创造精神的人所组成的团队，这些人必将会具有高度的创造性、自尊心和自制力……不断地提醒他们的管理人员，雇员是第一位的。”[11]社会宏观与企业微观尽管是两个发展层面，但在关于人的问题上却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理念同质性，都必须把人的发展置于一切发展序列的首要位置，让人们相信，他们的偏好和需求都会受到高于一切的高度尊重，只要他们做出创造性努力，他们就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四、劳动力自由流动研究的理论价值

　　一是有助于确立更加明晰的民本主义发展观。迄今为止的管理学和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研究，奉行的都是物本主义优先的“效率”发展模式，基本上都没有遵循人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而当我们研究劳动力自由流动时，就把“以自由看待发展”[12]视为绝大多数国民发展的核心需要，非常有利于我们在人本主义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确立更为科学明晰的民本主义发展观。著名管理学家彼德斯(Thomas J.Peters)就将“●以人为本来提高生产力；●倡导自主性以鼓励创业精神；●恪守核心价值”[13]等视为高效管理人员重要特征。

　　二是有利于确认人力资源的第一资源观。各种资源的发展贡献具有显著差异，我们完全有必要对各种发展资源的功能位次进行科学合理的理论定位，也就是要按其贡献大小进行发展排序。劳动力自由流动研究有利于我们在理论思维方面，首先把劳动力资源确认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第一资源，从而将其置于一切发展序列的优先位置。

　　三是有助于建构人力发展的现代引擎观。发展中国家普遍地走进了一个有物的增长而无人力提升的“发展陷阱”，迫切需要将人力发展置于一切现代化发展序列的首要位置，人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创新路径就是能够充分实现所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此就需要及时进行一场发展观的革命，确立人口发展主导观和人力现代化优先观。

　　四是有可能培育制度创新变迁的支撑观。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核心问题就是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制度现代化在手段意义上是比人力现代化更加重要的现代化，在发展观方面我们使用制度现代化这一重要概念，将制度变迁视为制度现代化、人力现代化和其他一切现代化的根本创新支撑。

　　五是有利于倡导社会进步的持续和谐观。社会进步首先表现为也必然表现为人的解放，劳动力自由流动是人们获得解放的必由之路，自由流动意味着劳动力发展诉求的持续调适，在自由流动中人们通常能够很好地表达和实现自己的发展偏好，从而能够缓解和消除一切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各种因素。当我们分析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价值和意义时，非常有利于我们确立社会和谐进步的科学发展观。

　　六是有利于推进相关领域的理论创新。作者力图在研究劳动力产权理论基础上，通过劳动力自由选择的相关制度安排，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寻找最为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石和制度支撑。通过描述劳动力流动性发展路径，揭示劳动力流动规律及其暗含和引申的相关重要含义，可以促进相关的重要理论创新，无论怎样强调其学术理论创新价值都不会过分。

　　五、劳动力自由流动研究的应用价值

　　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问题上通常面临两大艰巨任务：一是通过各种创新路径提升人力资本的内在质量和流动能力，促进劳动力人口现代化的实现；二是通过制度变迁的创新路径加快制度现代化进程，在制度安排上确保劳动力能够按照自己的偏好而自由流动和自由选择。上述人力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的两大发展任务，构成所有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起飞的核心发展战略，这是决定所有发展中国家发展命运的最为重要的两大事情。中国是当代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和增长惯性最强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人口在今后较长历史时期内仍然会呈大量增长的发展趋势，由此导致的就业压力也将会持续膨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仍将面临着很大的未来挑战。核心的问题仍然是通过人力现代化进程快速而持续地提升中国劳动力人口自由流动的选择能力；通过制度现代化进程为劳动力自由流动构建和谐宽容、公平正义和机会均等的制度环境。人力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是其他现代化的两大根本解释变量，劳动力自由流动既是人力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的重要创新路径，同时也是人力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外在表征。中国若要在21世纪前20年这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期间实现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战略目标，就不会再有比通过劳动力自由流动而实现人力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而更加重要的事情。劳动力自由流动是现代市场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在核心诉求，并具有多元化的重要发展价值，应当被置于一切社会发展序列的首要位置。2006年末中国人口总量已增至131448万人，15-64岁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72.3%，其中仅农村外出务工经商的劳动力流动人口就多达13212万人。2007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在分析中国农民工发展状况时指出：“在中国，农民工在索要工资方面只有少量的法律条文可用，很少人享有健康保险和退休金，很少人能享受社会福利。中国通过限制城市地区的居住权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些限制意味着，全部的城市就业被人为地控制在小于最有效率的就业规模上。实现就业的最高效率会提高35%的生产力。没有暂住证的农民工不得不在教育、健康和其他公共服务上支付更多。”[14]不仅如此，在人口规模持续膨胀的同时，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也具有持续增长的发展态势，就业压力日益强化。劳动力自由流动有利于实现效率性充分就业，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人口发展、制度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多重跨越，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解释变量。因此，强化和深化中国转型中劳动力自由流动研究，既可以为劳动力的个人流动提供合理建议，更可为各级政府提供决策依据，也会为其他组织提供劳动力资源信息和配置方案，因而将会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和发展意义。

　　参考文献：

　　[1] [美]哈罗德·孔茨(Koontz,H.)等,管理学(Management)[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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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美] 苏珊·E·杰克逊(Susan E.Jacjson)，管理人力资源(Managing Human Resources)[M]，中信出版社，2006，5。

　　[4]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6: Equity and Development Published for the World Bank.(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23。

　　[5]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7:Development And The Next Generation(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下一代) [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06。

　　[6] [美] 韦恩F·卡肖(Wayon F.CASCIO)，人力资源管理(Managing Human Resources : Productivity, Quality of Work life,Profits)[M]，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7。

　　[7] L.T.Hobhouse，《Liberalism》，Home University Library of Modern Knowledge,LIBERALISM, By L.T. Hobhouse, M.A. London W illiams &Norgate.[英]霍布豪斯著，自由主义[M]，商务印书馆，20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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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32-333。

　　[9] [美]戴维·波普诺(David Popenoe)，社会学(Sociology)[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168。

　　[10] [美] 皮尔斯(Jon L.Pierce)，Peter F. Drucker,“Management as a social function and liberal art,”The Essential Drucker: The Best of Sixty Years of Peter Drucker’s Essential Writings on Management. Harper Business,2003.管理名著集萃(The Manager,s Bookshelf: A Mosaic of Contemporary Views，Seventh Edition)，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15。

　　[11] [美]加里·德斯勒(Gary Dessler)，人力资源管理(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9-20。

　　[12]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4。

　　[13] Thomas J.Peters，“Putting Excellence into Management,”Business Week,July 21,1980,乔恩•L.皮尔斯(Jon L.Pierce)，管理名著集萃(The Manager,s Bookshelf: A Mosaic of Contemporary Views，Seventh Edition)[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25。

　　[14]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7:Development And The Next Generation(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下一代) [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11。

　　作者简介：俞宪忠，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