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茅于轼：慈善权政府应该放

　　

茅于轼还管理着全国惟一一个又存又贷的小额贷款机构　phototex/图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财经新闻图片

　　“我一直主张，扶贫、救济的工作都应该让民间组织来做。现在政府也鼓励民间捐款做慈善，但是捐了款必须由政府来做，对非政府组织不支持。关键是非政府组织侵犯了政府的权力，政府舍不得放权”

　　南方周末：现在富平家政学校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茅于轼：还是招生问题，我们招不够人。我们的学校现在可以同时容纳500人，但是平时接受培训的学生只有一二百人。原因很多，我们与地方政府合作，但是政府任务很多，无法只抓一件事。我下一步的设想是发展民营组织来办这个事。这中间一个最大的障碍是政府不肯放权给民营机构，不愿意民间组织发展，这是最糟糕的。其实为什么一定要政府下面的机构来操作呢？民办机构可以很专心，组织得很好，而且它自己也可以赚到钱。

　　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由民间组织做。政府应该发动民间的组织来做，政府来监督它们，老百姓也可以监督它们。扶贫、救济的工作都应该让民间组织来做，这是我一直的主张。

　　现在政府也鼓励民间捐款，但是捐了款必须由政府来做，对NGO(非政府组织)不支持。我们现在申请富平基金会，政府不批，给我们出难题，我们达到了要求，还是不批。关键是NGO侵犯了政府的权力，政府舍不得放权。

　　美国连监狱都是由民间组织来管，现在有三十多个州都是这样。犯人的吃、穿、住、教育都交给NGO。政府成本费用降低了，犯人还满意。这是多好的事。

　　

南方周末：你认为像富平这样的NGO生存和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机制？

　　茅于轼：首先，政府有些权一定要放。管监狱的权可以以后再说，但是慈善权一定要放。NGO可以比政府做得好，因为NGO接受监督。政府的特点是有强制力，所以它应该只做那些需要发挥强制力的事情，比如说强制你不能破坏环境，不能把质量不合格的食品卖给老百姓，但是慈善、教育、文化是不需要强制的，它们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

　　现在很多民间机构无法在民政注册，只能在工商注册，工商注册就要交税。在国外，在工商注册的民间组织是不能获得捐款的，因为人家认为你是以营利为目的。富平家政服务中心就是工商注册，但是我们就是非营利机构，创办人从来不分红。我这么多年一分钱工资都没拿过。

　　南方周末：你在1992年就在山西创办了针对农民的小额贷款，也曾经历波折，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茅于轼：现在还在做，而且有所扩大，已经达到一千多万的(放贷)规模，我们准备把它继续做大。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不给我们注册。

　　我们开始是一个慈善性的小额贷款，主要贷款给看病、上学的农民。看病有最高优先权，但是这个模式很难推广。到了2002年，我们把它从原来的慈善性改变成商业性，并且提高了利率，现在已经能够独立运转、自负盈亏。去年我们在山西那个点的小额贷款已经赚了2万元，目前130万中有90多万是存款，其余是我自己投的钱以及大家捐的钱。目前这个小额贷款虽然是商业运作，但还是非营利性质，也就是股东不分红，不以赚钱为目的。

　　如果这样能做成的话，那么就会有许多私人资本去农村做小额贷款，而实际上农民得到的服务是一样的，不在乎你是慈善还是商业。

　　我们国家游资非常多，流动性过剩，拿来做这个多好。现在这些机构按国家规定只能贷不能存，我们是全国惟一一个又存又贷的小额贷款，按严格讲这叫非法集资，是要坐牢的。我是个改革派，我认为中国从30年前走到今天就是把一个又一个不合理的法规给取消了，宪法都改了好几次。现在让我坐牢，那是法律不对，应该改法律。

　　当地政府对我们的项目很支持。

银监会的一位副主席去我们项目考察，还亲自捐了1500块钱。他们一直想改变他们的管理办法。在中国，小额贷款肯定能做成，人家尤努斯都做成了，我们为什么做不成？中国比孟加拉富多了吧。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对金融的垄断还没有打破，这需要时间。尤努斯也不容易，也是和金融监管机构谈了许多年才谈成的。

　　如果放开对金融的管制，我相信全国会有好几万个小额贷款项目，政府可能会很难监管。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把现在的小额贷款项目发展成为监管公司，帮助政府监管。经过审检的好的小额贷款项目可以向国有银行申请批发贷款，这样既不会与国有银行争夺存款，又能满足农民的资金需求。至于大家担心的“卷包跑”问题，我认为可以通过加强监管来规避风险，前几年不允许吸收存款，过几年或者十年再慢慢放开，总会逐渐完善起来。

　　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由民间组织做。政府应该发动民间的组织来做，政府来监督它们，老百姓也可以监督它们。扶贫、救济的工作都应该让民间组织来做，这是我一直的主张。

　　现在政府也鼓励民间捐款，但是捐了款必须由政府来做，对NGO(非政府组织)不支持。我们现在申请富平基金会，政府不批，给我们出难题，我们达到了要求，还是不批。关键是NGO侵犯了政府的权力，政府舍不得放权。

　　美国连监狱都是由民间组织来管，现在有三十多个州都是这样。犯人的吃、穿、住、教育都交给NGO。政府成本费用降低了，犯人还满意。这是多好的事。

　　南方周末：你认为像富平这样的NGO生存和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机制？

　　茅于轼：首先，政府有些权一定要放。管监狱的权可以以后再说，但是慈善权一定要放。NGO可以比政府做得好，因为NGO接受监督。政府的特点是有强制力，所以它应该只做那些需要发挥强制力的事情，比如说强制你不能破坏环境，不能把质量不合格的食品卖给老百姓，但是慈善、教育、文化是不需要强制的，它们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

　　现在很多民间机构无法在民政注册，只能在工商注册，工商注册就要交税。在国外，在工商注册的民间组织是不能获得捐款的，因为人家认为你是以营利为目的。富平家政服务中心就是工商注册，但是我们就是非营利机构，创办人从来不分红。我这么多年一分钱工资都没拿过。

　　南方周末：你在1992年就在山西创办了针对农民的小额贷款，也曾经历波折，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茅于轼：现在还在做，而且有所扩大，已经达到一千多万的(放贷)规模，我们准备把它继续做大。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不给我们注册。

　　我们开始是一个慈善性的小额贷款，主要贷款给看病、上学的农民。看病有最高优先权，但是这个模式很难推广。到了2002年，我们把它从原来的慈善性改变成商业性，并且提高了利率，现在已经能够独立运转、自负盈亏。去年我们在山西那个点的小额贷款已经赚了2万元，目前130万中有90多万是存款，其余是我自己投的钱以及大家捐的钱。目前这个小额贷款虽然是商业运作，但还是非营利性质，也就是股东不分红，不以赚钱为目的。

　　如果这样能做成的话，那么就会有许多私人资本去农村做小额贷款，而实际上农民得到的服务是一样的，不在乎你是慈善还是商业。

　　我们国家游资非常多，流动性过剩，拿来做这个多好。现在这些机构按国家规定只能贷不能存，我们是全国惟一一个又存又贷的小额贷款，按严格讲这叫非法集资，是要坐牢的。我是个改革派，我认为中国从30年前走到今天就是把一个又一个不合理的法规给取消了，宪法都改了好几次。现在让我坐牢，那是法律不对，应该改法律。

　　当地政府对我们的项目很支持。银监会的一位副主席去我们项目考察，还亲自捐了1500块钱。他们一直想改变他们的管理办法。在中国，小额贷款肯定能做成，人家尤努斯都做成了，我们为什么做不成？中国比孟加拉富多了吧。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对金融的垄断还没有打破，这需要时间。尤努斯也不容易，也是和金融监管机构谈了许多年才谈成的。

　　如果放开对金融的管制，我相信全国会有好几万个小额贷款项目，政府可能会很难监管。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把现在的小额贷款项目发展成为监管公司，帮助政府监管。经过审检的好的小额贷款项目可以向国有银行申请批发贷款，这样既不会与国有银行争夺存款，又能满足农民的资金需求。至于大家担心的“卷包跑”问题，我认为可以通过加强监管来规避风险，前几年不允许吸收存款，过几年或者十年再慢慢放开，总会逐渐完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