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定量分析

　　樊纲

　　我们研究所最近正在完成一项研究，就是对过去30年的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各种要素、因素进行分析，经济学上用计量的方法来研究究竟哪些因素对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作出贡献。做这个研究也是为了进一步分析哪些因素在今后还存在不存在，它的贡献还会不会持续，哪些贡献可能会少一点，哪些贡献多一点。当然未来还有未来的新的因素。当然过去的因素还会继续存在。希望用定量的方法来论证，中国经济是不是还能不能继续增长，或者高增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然预测是有风险的事情，但是我们尽量想提供分析的基础，如果这些因素还继续存在的话，那么中国未来的增长还是有保证的。

　　1、体制改革对

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定量分析

　　首先向大家报告的是我们这个研究的一些主要的发现。最主要的发现就是确实中国过去30年效率的改进、生产率的增长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过去通常有一种说法，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主要靠投入，主要靠资本的投入，劳动力的投入，很少有技术的进步，很少有效率的改进，很少是因为生产率的增长。我们国内很多也在说，我们过去是外延式的增长，没有内延式的增长，但是我们用2005年的GDP和各方面的数据来分析，过去20年分成两个阶段，粗略的说在平均每年9.5%的经济增长当中5.5%确实是投入的增长，因为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最近的八年是3.7%，再往前是4.3%，这么多的经济增长，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扣除了一切资本的投入和劳动的投入的因素之后，纯粹是生产率的增长带来的增长。这也不是一项鼓励的研究，最近美国布鲁斯基金会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中国的制造业，在过去2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26%，当然世界上现在还有各个研究小组研究中国的增长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经得起检验的一个研究成果。

　　然后我们进一步做的分析为什么这个4%左右的，背后的因素是什么，是什么导致它增长。有八项因素我们有了比较显著的结果。归纳起来大概有这么几项，第一是体制改革；第二是开放带来的各种效应，除了外资的外溢效应以外，这些都是作为开放的效应。说大类的话技术、科研等等这类因素，再一个因素就是城市化、基础设施这些因素，这项本身在过去20年，应该说是八十年代最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每年2.5%左右，到了90年代，2000年以后，总的增长的贡献也在1—2%之间，如果考虑到开放本身也有很多改革的内容在里面，应该说改革确实对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而且这个贡献是持续的。一开始是释放效应，体制的释放效应特别大，后来尽管很多的东西都在起很大的作用，但是仍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当然这个并不奇怪，也是一种检验的方法，大家都看到了成果，我们只是用学术上严谨的方法论证出来，这样的论证还是有现实意义的，解释现实的很多问题，除了解释我们改革和增长的关系，除了解释我们这些年效率改进的原因之外，我想对现在中国经济的一些情况，对现在我们在世界上所说的一些奇怪的现象的解释上也有用。比如说大家现在天天问的一件事情，中国经济这五年来，高增长，低通胀，同时所有的原材料价格都在上涨，而价格没有上涨，最近通货膨胀在提高，但迄今为止主要是粮食因素，主要是

国际油价和粮价造成的结果，不是中国粮食供求关系造成的结果。与此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在改进，最近五年在上升，把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如果每年有3—4%效率的改进，逐渐推动效率提高成本的降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理解效率的改进有利于理解我们解释和分析现在中国很多经济现象，同时有利于经济政策的制定。

　　我关于改革和中国经济增长关系分析就讲这些。

　　2、中国现阶段上出现的如收入分配不和谐的问题与特定发展阶段有关

　　下面利用这个机会讲另外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对现在改革和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关系的理解，这也是通过今天上午前面一些发言人的发言之后，想对这个问题做一些看法。我比较赞同高尚全主任和迟福林院长的发言当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的还是因为我们改革还没有到位，我们该改的很多东西还没有改，而不是因为改革造成这些问题，而且现在的很多问题，在理解中国这些问题不能仅仅从体制改革一个角度来理解，中国是一个转轨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在发展的阶段上的一些问题不是改革造成的问题。改革是发展的因素，是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经济发展了，但是经济发展了和经济还完全没有发展的情况下会出现新的不同的问题，这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改革产生的这些问题，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在中国这个阶段上出现了一些比如收入分配等等一些所谓不和谐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既是我们一些改革还没有到位的问题，比如说腐败问题，腐败的问题不是因为改革改出腐败，而是因为原来存在的一些公权力，导致腐败的公权力还太多所产生的问题，而不是改革改出来的问题，没有改革那些腐败、公权力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样会产生问题。同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在一定意义上首先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一个体制过度的平等，而且是过度的贫穷的平等，或者叫平等的贫穷，从平等的贫穷走出来自然差距有所拉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由于大量的劳动力的存在，由于资本刚刚开始成长，这当中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这个不是改革的问题，而是因为发展处在早期的阶段，如果我们做点比较的话，跟西方的发展过程进行比较的话，我们这个阶段在工业化完成了一半，中国走了30年工业历程，按照劳动力算，现在只转移出了一半的农民，过去70%是农民，现在剩下35%，仍然离工业化完成还有很长的距离。在这个阶段，我们不能用这个阶段以后的那些变化来应用到这个阶段。很多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也要随着这个工业化进程而逐步发展，而不能用工业化进程以后的福利制度来应用到工业化进程当中来。当然我们是一个工业化后发展的国家，我们要吸取一切国家发展过程当中的经验和教训，吸收发达国家中的一些形成的制度，但是如果这个阶段上如果应用发达国家的一些制度的话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我们确实要看到中国的发展阶段还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阶段，重要的问题还是怎么使农民尽快的转移出来的问题，怎么使我们的就业真正是平等能够有所促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防止如何使这个社会大家更多的思考，如何创造，如何去生产，而不是更多的去把人们的注意力过多的转移到分配上去。这两种努力的关系应该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渐进式改革的道路，本身就说明不是一夜之间把所有东西毁掉，建立新的东西，不可能一夜之间建设新的制度，新的制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随着工业化市场化进程逐步逐步发展的过程，确实现在我们面临着新的改革，才能够去解决我们目前的许多问题。说到新的改革，现在大家说得更多是要进行社会改革、政治改革，这方面我同意，政府应该更多的关注社会问题，但是我这儿想借这个机会讲，经济方面的改革基本结束了，是不是主要是其他方面的改革了，我说经济方面的改革也远远没有结束，我们现在暴露出的很多问题，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完善，还没有完成，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解决。

　　比如说我们现在宏观经济上的很多问题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可能表明我们需要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尽管我们过去搞了很多的财税体制改革，但是还有很多的财税体制，或者是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体制，或者是我们改革当中形成的一种过渡性的体制，或者是过去条件下还不可能实现的一种体制。比如说刚才说的几类，第一类是传统体制下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的资源性行业，不交资源税，不跟国家分享利润，分享收入这件事情，这是传统体制遗留的问题，我们过去说都是国有企业，国有资源，国有的大锅饭，都在一锅肉里，现在各种体制改了，我们利润分成等等，这些问题就暴露了。国有企业不分红，这个是改革当中形成的一种过渡性的体制，因为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很困难，国家说了，国有企业可以不上缴利润，跟其他企业交所得税就可以了，剩下的利润你们留下来发展，这是改革过程中形成的。还有一种是传统体制中没有，过去也没有条件，比如说针对财产的税收问题，我们迄今为止，中国没有财产税，所有的税收都是针对流量，针对收入，这个既不有利于平等，又不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长期发展，包括政府的长期发展。没有这些税收导致了我们对人们的收入所得税增收比较高，所以导致消费比较低。这些经济体制本身的改革也还需要付出更多的注意力来关注，加快这方面的改革我们整个体系才能更加和谐，经济的角度更加均衡，社会的角度更加和谐。

　　我们改革路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现在61次会议还有很多议题值得讨论，我们要进一步的讨论。

　　(作者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