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见证改革

　　马国川

　　二十七年后，徐景安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年第一次参加中央决策会议的情景——

　　我记得是1980年初在中南海，由李先念主持召开国务院财经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决策会议。从晚上7点开始，开了一个半小时，大家都不谈正题，在那儿东拉西扯。我很着急，到8点45分，李先念说话了。他说：“这个稿子我看了两遍，都没有看懂。”我心想，这下完了！他都没看懂，怎么通得过啊！紧接着，李先念指着柳随年我们这一些人，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相信他们是对党负责的。所以，我建议，这个文件还是先发下去试行。”就这样，通过了！中央的最高决策就这么定下来了。

　　当徐景安向来访者讲述这个细节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被赋予了那么多沉重历史意义的中央决策，难道就是这样出台的吗？

　　徐景安似乎觉察到了我们的惊疑，笑着解释说：“现在想想，当时会上，没有任何人提反对意见，也没有任何人表示赞同，是可以理解的。来参加会的人，对怎么改革，改什么呀，没有思考过，要他们怎么说啊？弄出一个总体规划来，要他们表态，真是难为他们了。但是这个稿子，能得到小平、陈云的认可，像国家计委、

　　一

　　提交国务院财经会议讨论通过的文件，名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是我国第一份改革总体规划。徐景安参与了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文件的起草工作。

　　1979年4月，当时在国家计委研究室任科长的徐景安参加了在无锡召开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这个后来被称为“无锡会议”的学术讨论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讨论价值规律问题的第二次盛会(第一次是在1959年4月的上海举行的)，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四次重要会议之一。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可能想象一个学术会议会有如此盛况：为期14天的会议，与会代表约400人，提交的学术论文和经济资料达2万多份。徐景安也提交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从我国社会条件出发，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在国家计委工作，使得徐景安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有直观的认识。“我发现中央管的计划品种太多了，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全由国家管。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国家决定。连企业盖个厕所都要国家批准。”他的文章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写的。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以及同一个所有制中各个经济单位之间仍然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异和矛盾，建立在这种不同的经济利益上之的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因此，既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也要尊重价值规律：“生产计划，实行国家计划与企业自决计划”；“物资供销，采取商品计划贸易和商品自由贸易”；“产品价格，实行固定价格、浮动价格、自由价格”。

　　无锡会议拉开了经济学界深入研究改革问题的序幕。会后，大会秘书处归纳出12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它们成为未来许多年里经济学界甚至思想理论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在无锡会议上，徐景安认识了许多在后来中国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士。徐景安说：“就是这次会议，使我步入了改革战线。”

　　三个月后，国务院财经委成立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张劲夫领导，一开始实际参与这项工作的是国家计委综合司处长柳随年和徐景安。两个人开始组织各种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蒋一苇，倡导企业本位论，主张以企业为本位，来构建整个体制框架；一个是杨培新，主张改革三大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是一步，第二步是组织专业公司，第三步要发挥银行的作用。”

　　当时，给徐景安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刘国光，他主张“计划调节为主，引入市场机制”。所以徐景安一直认为刘国光是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之一。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先行者后来对市场经济深刻质疑，以至在所谓“第三次大争论”中刮起了“刘国光旋风”。徐景安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与这位当年的同道论战。

　　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柳随年和徐景安写出初稿。张劲夫又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1979年12月3日最终形成了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徐景安说，“这份文件的革命性意义在于，结束了过去体制历次变动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兜圈子、在行政管理办法上动脑筋的做法，而提出了五大改革原则。”这些原则包括：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把单纯的行政管理经济的办法，改为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相结合；把企业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划分中央部门与地方的权限，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正确处理政治思想教育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在重视物质利益的同时，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1982年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由时任国务院总理担任主任。薄一波、安志文、廖季立等担任副主任，下面设总体规划组、生产组、流通组、试点组等，徐景安是总体规划组处长，负责文件起草工作。从1980年到1984年，他先后参与起草了八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划、方案、意见、汇报提纲。

　　二

　　改革的刀锋突破了计划经济的防线，所向披靡。但是当经济的核心——价格问题日渐凸现时，改革者却感到无从着手。

　　在徐景安的记忆中，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煤炭价格调一点点，电力就要涨价，铁路运输要涨价，企业成本上升，销售价不让动，怎么办？后来想了一个办法，调价以后，谁利润增加了，国家收回来；谁吃亏了，国家再补贴。最后什么结果呢？拿到好处的，国家收不回来；亏损的，国家必须补贴。做了多少方案都行不通。”

　　1984年的春天，徐景安带着对价格问题的迷茫来到浙江省的德清县，登上了风景秀丽的莫干山。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120多名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也云集于此，不是游山玩水，而是激烈地讨论各种现实的经济问题，为中国改革建言献策。

　　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的另一次重要会议——莫干山会议。会议共有七个组，徐景安一直在第一组——价格组里。这个组里有几个青年人引起了他的注意，其中就有来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张维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华生和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田源。

　　“当时，吵得热火朝天。”徐景安回忆说，田源是价格研究中心出来的，主张“调”；张维迎是按论文选来的，主张“放”。他举了一个例子：温度计中的水银柱，气温高了，水银上去了；气温低了，水银就下来。价格就是要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自动地升降。调价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水银柱，而是铁柱子，要降价就得锯；要加价就得接。华生则提出“先改后调，改中有调”的思路。

　　徐景安说，他根据大家的讨论，写了一份会议纪要，题目是“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纪要提出：由于国家计划供应和统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煤炭占50%、钢材占70%，建议采取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所需的原料也由计划价改为市场价；随着一个个行业的放开，统配煤、钢材的比重就会缩小，这时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一个个行业的放开，就会出现统配内的计划价与自销的市场价，应配套建立物资市场。

　　会议纪要送上去，9月20日张劲夫就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国务院负责人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振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及粮、棉由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

　　徐景安认为，这就是我国价格改革实行双轨制的由来。

　　徐景安非常看重双轨制：“它的好处是明显的，因为一下子放开，经济承受不了，观念也接受不了。最重要的是，一直有强大的反对派盯着。旧的一轨保留着，他们好接受，没话说啊！中国搞休克疗法，不用说别的，先把你休克！”

　　价格双轨制将价格改革的大系统，化为一个个可以操作的小系统，避免了大风险。更深的意义在于，它不仅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还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国商品经济制度的基础。后来，中国几乎所有的改革都走双轨制道路，从试点起步，再一步步推广。比如在内地不开放的情况下，试办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等。

　　毫无疑问，双轨制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新的利器，但在徐景安看来，它是一柄双刃剑：新旧体制的矛盾、摩擦、漏洞，为寻租行为提供了一条通道。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中国第一批暴富者。官商结合、倒卖物资，不断将计划内倒到计划外。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也就从这里开始。

　　“你也认为腐败是改革带来的？”记者问。

　　“没错，腐败和改革同时俱进。每一次市场化改革，都是为资源的掌控者进入市场进行交换带来机会。”徐景安说。“那怎么办呢？一是不改革；二是全放开；三是先政改；四是搞革命。所谓改革就是赎买，就是承认既得利益，就是买你支持改革。改革就是这么回事！腐败是双轨制带来的，经济先改，配套滞后，就是双轨制。所以，克服腐败，就要推进全面改革。然而，真的搞政改，还得双轨制。这是我与理论家的区别。搞理论的人，对双轨制深恶痛绝，一种物资两种价格，这在理论上说得通吗？既不是计划理论，又不符市场理论，批得狗屁不如。但中国改革就是这么在计划与市场的夹缝中走过来的。理论家往往追求理论的彻底，但实际生活需要妥协，改革要面对现实。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同样的，政改也必须双轨制，慢慢过渡。”

　　莫干山会议后不久，徐景安官升一级，担任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谈起当时的情况，徐景安说，他是冒着被撤职的风险去参加这样一个由民间发起、组织的会议的。在有关人士推荐下，徐景安参加了会议的策划。会议召开前，一些领导出于好心，劝他不要参加。他觉得不能半路撂挑子，还是去了。

　　三

　　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四面出击，延续了数十年的“国家包下来”的城市住房制度，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战场。

　　当年新华社内参刊登的一篇报道，至今让徐景安耿耿于怀：上海住房紧张，侨眷手里有钱也买不到房。香港来了一个商人，对市政府说，只要划一块地给他，就可解决这个难题。政府正为这事头痛，就给了他一块地。他从香港请了一个设计师，画出图纸，就在报纸、电视做广告，预交房款，在规定时间交房。结果房子被侨眷一抢而空。他请施工队建房，自己就回香港了。就这样，他没掏什么钱，大捞了一笔，还为上海解决了一个老大难问题。报道最后说，这件事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干，让一个香港人做呢？

　　回想当年，徐景安苦笑：“此后过了10多年，我们才明白房地产是一件赚钱的买卖。传统体制把我们一个个变成了傻子，拿着金饭碗讨饭。”

　　1984年5月，徐景安在《试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文中提出：“现行的住房政策必须代之以住宅商品化，这是解决住宅问题的惟一出路。”具体做法是：“变住房无偿分配为补贴出售、优价出售和全价出售”，“变低房租为半价、全价房租”，“公有住宅折价出售”，“住宅建设产业化”。他曾经两次与国务院有关领导面议，主张提高房租不是为了弥补亏损，而是立足于把房子卖掉，即房租提高到使买房比租房合算。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