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芬森：2040年全球经济形势将出现逆转

　　稳定、平衡、发展

　　——访世界银行前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

　　-　本刊记者　孙芙蓉

　　詹姆斯·沃尔芬森于1995年6月任世界银行集团第九任行长，2000年6月获得连任，2005年卸任；现任Wolfensohn & Company LLC主席、花旗集团国际谘询委员会主席和高级顾问。

　　第一次见沃尔芬森是在1998年10月，记者参加了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年会。当时，全球经济笼罩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成为参加年会的各国金融家们的核心话题。记得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和时任阿根廷总统的杜阿尔德一高一矮地走进年会会场发表演讲，谈的也是金融危机问题。克林顿号召金融家们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危机；杜阿尔德总统呼吁全球金融家们向阿根廷提供帮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不只是两位总统，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詹姆斯·沃尔芬森的题为《另一种危机》的演讲，更使金融家们难以忘怀。他在演讲中主要回答了今后如何才能避免发生金融危机的问题。他认为要强调整体结构的建设，企业要重新调整和建立强大的安全网，而不要停留在金融分析上、不要停留在金融结构建设上、不要停留在金融部门改革上，而应有更全面更平衡的思路。

　　又是金秋时节，在2007年香港亚洲金融论坛上，记者再次见到并采访了沃尔芬森。

　　记者：沃尔芬森先生，谢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首先，请您谈谈来香港的感受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

　　沃尔芬森：作为前任的世界银行行长，今天来到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看到聚集了这么多的人才，非常令人欣慰。听我的口音就知道我离这里不远，我出生在澳大利亚， 第一次来到香港是1961年，从那时就开始对香港有了认识。亚洲金融危机时，香港采取必要的行动以回应，全世界都以惊奇的目光看着这个地区和中国怎样转变，看香港如何成为强大的经济中心，看中国如何成为经济强国。我认为，中国经济取得了 “巨大的变化”(tremendous change)、“戏剧性的变化”(dramatic change)、“巨大的进步”(huge progress)。

　　我想把时间退回15年前，世界从这个时候进入高速的经济增长时期，全球生产总值达到50万亿美元的水平，这15年间经济的增加速度前所未有。全球生活水平持续提升，数以千万人的生活得到改善。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发达国家像美国、英国等占了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 90%。在我们成长的年代，读完大学后的志愿是帮助一些贫穷国家改善人民的生活，所以大家都到印度、中国、孟加拉等国家做一两年工作来改变当地人的生活方式。现在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比例已经增长一倍，达到20%。上周我到哈佛大学演讲，发现里面的学生一半是亚洲人，与50年前我上学时有很大变化。在其他著名学府，如麻省理工大学，情况也是一样。然而，发达国家的领导层还没有接受这种现实，美国一般人也对这个地区所进行的变革有所低估。中国、印度过去20 年GDP总值由1800多亿美元增至2万亿美元，是全球经济两大发动机，但是它们两者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印度仍有70%的人每天收入只有5美元，而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就达到总人口的30%。

　　五年前的G7(七大工业国)会议邀请了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导人参会。我还记得巴西总统发言时说，他很高兴跟G7的领袖会面，希望来年将这个会议安排在中国或者巴西举行，他当时说：“我希望各位注意，到2040年、 2050年，我们就是七大工业国，而你们不会再是了。”我认为他说得对。我们看到一些统计数据估计，中国和美国，2040年、2050年的GDP应该是一样的，而印度的 GDP会增至17万亿美元，日本只有8万亿美元，这些数字可能有点令人吃惊，但我认为这都是可能达到的。

　　很多发达国家的领袖仍无法接受到了2040年情况可能出现的逆转，那时候，所谓发展中地区会变成富裕地区。欧洲、美国人均收入还会增加，但是中国会增加两倍。在经济力量及财富积累上，会大幅改变现时的形势。

　　发达国家要准备面对占全球经济比重将从80%降到35%的冲击，不能说是小规模改变，可以说是经济力量的转移。在我们可以预见的程度里，不但包括经济的调节，也包括社会调节，更重要的是改变人的思维。

　　记者：你认为要继续保持香港地区平稳持续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是很重要的吗？

　　沃尔芬森：我认为我们面临的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利用机遇保持本地区的稳定。

　　面对到了2050年的改变，不但是西方国家需要调节，发展中国家也必须理解现在富有国家面对经济竞争和就业率下降的压力。

　　发展会导致一些人滞后，政府所面对的挑战就是怎样平衡发展。政府必须考虑先后次序的问题。

　　过去几十年，发达国家有效地面对社会公平和社会平等问题，发展中国家也需要面对这些问题，特别是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有时候经济政策并没有完全解决贫穷问题。这些问题也会导致政治不稳定的情况出现，当然香港地区现在已经在以慎重的态度面对这些问题。

　　全球现在有四类国家，一类是发达国家，在未来三四十年它们的经济预期会增长2.5倍；一类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越南这些发展中国家，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会非常快；一类是石油国家，它们的经济每年增长只有3%左右；还有余下的40%～50%国家是低度发展国家，它们的经济增长率仍是零的水平。

　　我认为，现在全球最大的问题是贫困人口和社会平等。我在世界银行的工作经历告诉我，这个世界不是由纽约和伦敦组成的，也不是由北京、新德里组成的，而是由包括许许多多你听也没听说过的地方共同组成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现在不光强调经济发展，也十分关注社会平等和环境等问题，这是非常正确的。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拥有好工作的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希望我的孩子能明白这个，世界还需要做很多改变才能更美好。

　　中国政府了解到，它需要解决财富不均的问题，需要在人才、医疗、教育等领域投资，提供安全网，扩大社会公益，促进社会公平。

　　中国经济发展在未来10年、20年会很快，我看到的问题是全球的稳定性，世界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发达，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带来公平。只要我们需要和平持续地保持经济发展前景的话，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记者：您在担任世界银行行长十年期间，把世界银行的主要目标放在战胜全球贫困上，您曾经讲过，我们不应把需要脱贫的人民变成慈善施舍的对象,变成我们发展实践的对象,而要视他们为财富,他们完全可成为推动减贫进程的积极参与者。您对全球尤其是中国扶贫方面的工作如何评价？

　　沃尔芬森：不消除贫困,就不可能实现和平稳定。你想让世界获得稳定，就得让富裕者和占大多数的贫穷者之间的差距尽量缩小，社会不应该忘记那些与我们相比不幸的人，我们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为了我们的孩子们，让我们创造更好的社会、更稳定的社会、更健康的社会。

　　作为人类的一员，消除贫困这是我们应做的事情。贫困和我们生活的环境是对和平的真正挑战，我们需要对它们给予优先考虑。在这之中我们也会感到一点点振奋，感到一点点责任感，去解决扩大减贫规模的问题，因为这是正确的事业，我们必须解决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的问题。

　　我们在扩大扶贫规模中需要做的就是让贫困和寻求改善生活的社区人民参与到扶贫工作中去,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比我们更了解贫困，更了解他们自身的需要。我们可以在结构和方式方面帮助他们，为他们提供基础设施。但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一点是,青年人是财富,贫困人民是财富,妇女是财富,我们试图帮助的那些潜力尚未得到发掘的人民是财富。

　　中国是最具说服力的,因为中国在过去20年里使3～4亿人摆脱了贫困。这个国家不是短期地看问题，它是从长远来看面临的挑战。十年前，我初到中国西部时，看到的是一片荒凉的山谷,没有绿树,黄土被雨水冲刷到黄河里造成淤积，干旱贫瘠。世界银行当时实施了一个计划,对这些山谷进行治理,在这个面积相当于瑞士的地区,成千上万的人民被动员起来在山坡上搬开石头,修建梯田。十年后，当我再回去看时, 这些干旱的地区已经真的变得像瑞士了。有了草,有了树,有了牲畜，老百姓有了自己的房屋。现在有300万人从山上搬下来住到这些山谷里。不仅如此,这里的黄河水也变得清澈了。这不是魔术，这是一种通过人民的勤劳实施的简单的理念,一种经岁月证明是有效的理念。我们从扶贫和希望的角度亲眼目睹了它的成果。

　　我们的任务就是使这个世界上的黄土高原都变成充满绿色、充满希望的地方, 让人民能够用自己的铁锨或笔,或者用他们自己最善长的任何工具,摆脱贫困、走向希望。

　　记者：近年来您总是在关注着平衡发展的问题，在各种场合的演讲中强调世界的平衡问题。贫穷总是伴随着不平衡与冲突，您认为解决贫困问题有助于社会平衡发展和实现社会公正吗？

　　沃尔芬森：正是如此，我们不应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讨论贫困问题，而应本着一种道义原则感，一种伦理原则感，一种对我们的事业是正确的事业的信仰来行事，因为解决公平和社会公正是正确的事业。

　　目前大家普遍达成的共识是富裕国家不仅在道义上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即使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必须帮助穷国，因为我们生活在相互依存的社会中，“9·11事件”向我们证明，国界的围墙并不能使发达国家独善其身。

　　旧有的全球平衡格局已经改变了。全球财富原来集中在少数国家手中，10%的人口掌握了全球90%的财富，上世纪50年代到2020年，这个比例变为20% ∶80%，而到2050年，这个比例将是35%∶65%，这不是统计数字上的改变，这是我们整个世界的改变！它不光会改变发达国家如美国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且将让中国和印度也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和印度将成为技术先进的国家。

　　世界现有人口60亿，仅有10亿人生活在发达国家，他们的收入却占据了全球总收入的80%，另外的50亿人口占总收入的20%。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贫富差距巨大。用动态的眼光看，再过25年，世界人口将从60亿增加到80亿，其中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量为5000万人，因此到2030年，世界80亿人口中的70亿将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到2050年左右，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将占90亿人口中的80亿，发达国家的人口占比将进一步减小。当今世界差不多一半的人口年龄小于24岁，其中18亿人(占总人口的30%)小于14岁，今后25年将有25亿儿童出生，仅有3%降生在发达国家。我们将面对移民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社会整体福利的增长等问题，但更担心贫困、担心国家间的不平等和发展不平衡。世界70%的GDP集中在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些国家的年增长率在1 %～2%间徘徊，不足以充当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虽然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发展迅猛，但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仍远远落后。

　　当时我们这样认为，世界银行虽然对保持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单方面的稳定无能为力，但我们试图通过努力使处境窘迫的人们抱有希望，从而使全社会保持稳定。因为我们相信，治理贫困是维护和平的基石，贫富严重分化的社会不可能拥有和平美好的未来。

　　在过去的10年里，我曾经走访了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乡村到城镇，从边远农村到城市贫民窟，我们频繁地接触穷人。世界银行也曾对60个国家大约6万名穷人进行调查，走访和研究结论都表明：穷人和富人一样，也想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也想拥有自己的生活社区。他们不希望得到同情和怜悯，却渴望获得发展的机遇。他们不希望妇女对生活失去信心，希望孩子能受教育，将来有出息。他们同样希望得到安全和保障。对他们来说，安全的保障不是钢筋混凝土的围墙和军队的驻守，而是尽可能地远离贫困。因此，全社会和谐稳定的核心是消除贫困。

　　记者：最后请您谈谈亚洲金融风暴时期的货币危机现在有没有可能再次出现，您对人民币怎么看？

　　沃尔芬森：引发10年前危机的债务问题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前十大

外汇储备持有国中有7个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拥有的外汇储备全球第一，印度外汇储备也超过4000亿美元，韩国的外汇储备也很充足。亚洲金融危机时，世界银行还在帮助亚洲国家偿还债务。记得当时我们半夜被电话吵醒，危机国请求世界银行紧急支援 60亿美元，当时大家对这些国家没有信心，而我们也没有和这些国家打过交道。那时亚洲国家耗尽了美元的外汇储备，而现在亚洲国家都积累了大量美元外汇储备。从地理意义上来说，现在的外汇市场和1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许多人认为，

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中国在汇率政策上采取审慎的态度。中国很聪明，制定了循序渐进的汇率改革进程，这有利于人民币的稳定。

　　我不认为我们眼下面临巨大的货币危机，只有一个货币例外，就是美元。别忘了，欧元兑美元的汇率一度是1欧元兑0.8～0.9美元，而今天早上我起来时，欧元兑美元已经达到1∶1.4(2007年9月下旬数据—编者注)，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元这个全球储备货币正在经历巨变。

　　全球平衡、谁是领导者、谁打破了全球经济平衡的旧格局，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被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富国”所理解，也没有得到正在崛起的新兴市场的充分理解。在谁是全球经济的领导者这个问题上，已经发生了巨变。OECD 成员从占全球GDP的80%到35%，这不是调整，而是“

地震”。但是我们还没有认识清楚。

　　中国经济增长当然很显著，中国金融市场已经很有吸引力了，但是现在外国投资者还是很难进入。我想中国是希望有序地逐步开放。如果你同意到2040 年、2050年，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实力将位于世界前列，那么你就应该同意它们金融市场的大门肯定不能关闭。现在的问题只是何时开放以及如何开放，而不是是否要开放。

　　我倒没觉得有什么可能立即导致金融危机的领域。不过在我这个位置上，我总是能感到头顶上乌云的存在。-